从冲突中渔利的美国，能走多远

【特别关注·俄乌局势学者谈】

俄乌冲突自2月下旬爆发以来，对相关国家造成的冲击持续升级。俄乌两国经济均遭受重创，数百万乌克兰难民流离失所。欧洲各国防务风险骤升，在接收大量乌克兰难民的同时还不得不以伤害自身经济为代价对俄罗斯施以多轮制裁，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侵蚀着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剧烈动荡以及全球贸易流向和供应链的重构，给在疫情中苦苦寻求经济复苏的世界各国雪上加霜。然而，美国作为俄乌冲突的幕后推动者，却收获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利益，似乎成为这场冲突的唯一“赢家”。

乱中渔利是传统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强国，它接过英国“离岸平衡术”的衣钵，不断制造地区冲突并从中渔利。

中东是二战后受美国军事干涉和政治操弄危害最深的地区。美国积极介入中东事务，深度参与历次中东战争，将英法传统势力逐步清除，以色列成为其主导中东事务的重要抓手，由此造成的巴以问题则成为中东挥之不去的梦魇。美国深度干涉伊朗内政导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并在随后的两伊战争中推波助澜，在伊核问题上不断施压、变化无常。“9·11”事件后，美国和西方盟友先后发动和参与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与叙利亚战争以及“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几十年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制造的无尽冲突，造成了无数的人道主义灾难，削弱了中东各国力量，驱逐了英法苏等国势力，美国却成为最大受益者，不仅确立了其在中东事务中的主导权，还借此控制了石油这一最重要的工业资源，并将石油与美元挂钩，进一步巩固了全球美元霸权。同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都是美国武器最重要的采购方，美国军售占全球比重超85%，其中近一半都流向了中东地区。

欧洲和亚太也是美国乱中渔利的重要地区。1999年1月，欧元在11个欧盟成员国正式发行，成为当时公认的有潜力挑战美元全球地位的超国家货币。同年3月，美国主导的北约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发动对南联盟的空袭，连续78天的轰炸造成当地近万人伤亡，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打击。结果，接收上百万难民的欧盟各国在付出巨大安置成本的同时还承受着避险资金流出的代价，而被寄予厚望的欧元也因此从未对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产生真正的实质性冲击。在亚洲地区，美国也通过炒作、渲染、污蔑等手段借由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中印边境问题等，搅局地区国家间的正常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俄乌冲突则是美国施展“平衡术”制造地区冲突，从中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新案例。

重新主导西方政治

早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收缩，将重点调整到与主要对手的大国竞争上。为此，美国不断地毁约退群，北约、G7等西方重要军事和经济组织的功能不断被削弱，一度使西方世界仿佛陷入“领导真空”。尤其是在美国国会山事件和阿富汗撤军后，各国对美国作为西方“民主政治旗手”的质疑达到空前的高度。在这一背景下，激化乌克兰问题成为美国重塑其西方政治领导者地位的最佳契机。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采取进攻性策略，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持续作出积极表态，同时加大对乌克兰的实质性军援以刺激俄罗斯，最终造成了俄乌冲突的爆发。

冲突爆发以来的短短两个月内，“脑死亡”的北约在美国主导下苏醒，采取共同行动向乌克兰持续提供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调兵遣将积极布防东欧沿线，同时继续推动北约扩容，意图纳入芬兰和瑞典。美国领导G7与欧盟积极合作对俄罗斯施以多轮极限制裁，并胁迫各国选边站队，加入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与封锁。3月24日，北约峰会、G7峰会和欧盟峰会于同日召开，美国总统拜登在三场峰会中风头尽显。俄乌冲突让美国在政治上收获满满，西方盟友重新唯其马首是瞻，刚刚抬头的欧洲战略自主胎死腹中，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则受到削弱。美国甚至妄图携俄乌冲突中重组的盟友体系，向其“首要竞争对手”中国进行政治胁迫和经济干预，以在其大国竞争战略中抢占先机。

大肆攫取经济利益

攫取经济利益始终是美国制造地区冲突的重要考量。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金融的负面冲击巨大而长远，尤其是对地理上毗邻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并与三国有着紧密经贸联系的国家。反观美国，其远离冲突地区，与上述三国的经贸规模十分有限，甚至与俄罗斯在能源和农产品等领域还存在竞争关系，因而在俄乌冲突中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

第一，全球避险资金回流美国，弥补升息缩表的流动性缺口。俄乌冲突点燃全球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美元作为最重要的避险资产自然成为全球资本的首选。外汇市场上恐慌性地抛售卢布、欧元和英镑资产，疯狂买入美元资产，使美元指数从冲突爆发前的96一路上涨至103，创近5年来新高，且在美联储加息的加持下会进一步走高。

第二，美国军工复合体订单大增，对外军售开启新空间。受俄乌冲突影响，欧洲各国紧急提升国防预算，德国批准1000亿欧元专项国防资金，今后将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以上，波兰、芬兰等也都抛出军购大单，由此带来的蝴蝶效应必将加剧全球新一轮军备竞赛，全球国防预算规模将会急剧跃升至新的台阶。在全球军售市场最强有力竞争对手俄罗斯被极大限制的条件下，美国军工集团的订单将会从“老伙伴”和“新伙伴”那里纷至沓来。

第三，美国能源集团迎来新的机遇，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将稳步提高。俄罗斯是国际能源出口大国，其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等储备量在国际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频频施压欧洲和世界各国，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步步紧逼，导致国际能源价格一路走高。本来，美国页岩油和液化天然气成本和售价较高，在欧洲市场并不具备竞争力，但俄乌冲突下的欧洲及美国其他盟友不得不放弃廉价、便捷的俄罗斯能源，转而购买美国的高价能源，助力了美国能源在国际市场上的开拓。

终将自食其果

然而，尽管美国从俄乌冲突中坐收政治与经济私利，但从长远看，这些收益并不能解决美国的结构性问题，甚至还侵蚀着美国长期的信用和战略空间。

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巨大收益，但因其国内收入分配与调节机制的缺失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经由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放大后，政治极化和民粹泛滥已成为当前美国政治的主要挑战，枪支暴力、种族歧视等则是其具体表现。拜登政府投入巨大资源挑起并推升俄乌冲突，也有着转移国内政治矛盾的意图，希望借此助力2022年的中期选举和2024年的总统大选。但是从种种民调数据来看，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显然，充当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并无助于解决美国国内政治功能失调的现实问题，也无助于缓解美国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割裂与对立。美国制造外部冲突的种种手段很可能会反噬自身，使美国自食其果，在今后国内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中遭遇难解之题。

从具有风向标意义的经济方面来看，美国最新一期的通胀水平已高达8.5%，达到40年来的新高。美国联邦债务扩张和无底线量化宽松的总需求刺激固然是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唯一原因。发端于2018年的美国对华贸易制裁严重扭曲了全球供应链，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供给侧综合成本的高企是推高通胀的重要根源。而俄乌冲突带来的避险资金回流最多只能部分弥补美联储升息缩表的流动性不足，但它造成的能源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却会从供给侧进一步推高已处高位的通胀水平。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打“乌克兰牌”掩盖其自身经济政策失败，从长期看无异于饮鸩止渴。美国联邦赤字规模已超30万亿美元、联储目标利率水平长期处于历史低位，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不断收缩，在此背景下俄乌冲突的不确定性对美国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绝非福音，外部冲突也无助于解决美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产业空心化严重、国民储蓄率偏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长期结构性问题。

从更深层次来看，美国通过俄乌冲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胁迫、肆意扩大制裁，为此背弃契约精神甚至不惜打破一切商业伦理和道德，无处不在的“双标”使美西方百年来打造的自由市场经济规则和所谓自由民主开放“人设”面临破产。而且，尽管美国因为俄乌冲突而一时得以加强对欧洲的控制力，但其蓄意扩大地缘冲突、罔顾欧洲安全利益的各种伎俩也充分暴露，必会引发其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警惕，并终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信用基石。

（作者：胡艺，系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