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问·中外对话 | 中欧关系迎来新的“决定性时刻

　　过去一年频遭逆风的中欧关系出现积极信号。近期，第二十三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以视频方式举行。这是时隔近两年来，中欧再次接续最高层级对话。外界认为，这说明中欧都在向着双方关系稳定发展的方向努力，对大变局下动荡复杂的世界，尤显意义重大。

　　随着俄乌冲突等新变量的加入，中欧关系是否迎来新的“决定性时刻”？中欧各领域合作对话如何尽快回归正轨？未来是合作还是对抗？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会迎来什么样的改变？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与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展开对话。

　　伍德克表示，在所有评估中，对中国的投资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替代的，他建议要倾听欧洲人的想法。王义桅也呼吁，中欧双方应该走出美国那套“二元叙事”的陷阱，独立发展双边关系，共同反对“脱钩”和“新冷战”。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Wuttke)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李霈韵 摄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国是“未来的市场”

　　中新社记者：疫情阻断了许多国际航线，对中欧经贸关系有何影响？

　　伍德克：实际上，(多数)欧洲企业在中国经营顺利，并未遇阻。我们的业务是持续的，员工可以生产，可以向客户出售产品，许多产品最终销往欧洲，制造业领域相当强劲。但受到疫情防控等影响，航班减少，旅游业遇冷，服务业受到了严重打击。

　　此外，疫情导致人们的往来中断，没有高层管理人员来华，也没有合作伙伴去欧洲，这意味着未来的投资可能会被推迟甚至搁置。而且欧中双方的了解也会减少，这不是个好的现象，交流是必需的，不能总在网上进行。

　　中新社记者：中欧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未来中欧合作的韧性和潜力在哪里？

　　伍德克：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这表明欧洲消费者真的很喜欢中国产品。欧洲人每天大约从中国购买13亿欧元的商品，显示中国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但贸易流在某种程度上非常不平衡，欧洲每天只向中国销售6亿欧元的商品。

　　欧洲的高需求是双边贸易韧性的来源之一。中国设计和生产的产品销路更好，很有竞争力，中国市场对于欧洲企业也很有吸引力，这些也是韧性的来源。此外，疫情虽然对供应链造成冲击，但欧中贸易出货量保持良好，可以称得上是个奇迹。中国是“未来的市场”，这点毋庸置疑，我们也会继续在中国的投资。

　　货物贸易之外，(欧中)服务贸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潜力很大。

　　王义桅：中欧两大市场原来的模式是中国生产，欧洲、美国西方市场消费。今天，中国也在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从原来中低端的产业链迈向中高端过程中，中国正在释放着巨大新消费的潜力。

　　欧洲现在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非常需要更大的市场来提振信心，否则，冲突在继续，很多对欧洲的投资资金流到了美国，欧洲还接收了大量的难民，为了供应链的韧性、安全、自主可控、分散化多元，实际上违反了很多市场的某些原则。

　　一列出境中欧班列正在驶出阿拉山口站。陈乾 摄

　　“欧洲想与中国打交道”

　　中新社记者：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爆发冲突，有声音认为，世界可能会再次陷入冷战式的、阵营对抗的危险，中欧关系也可能出现这种“决定性时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王义桅：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首先，决定这个时刻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大家知道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挑起的，要颠覆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个是中国和欧盟都面临主要的挑战。

　　中欧是世界上最确定性的力量。毫无疑问，我们的政治体制、发展前景都是非常确定的，伟大复兴是不可逆的。欧盟也是个规范性的力量，都是法治累积起来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合作至关重要。如果欧洲被美国人带偏了，陷入一种所谓的“新冷战”叙事，那这个世界就更加危险了。

　　我们不能陷入所谓的民主和专制的叙事，俄乌冲突最终应回到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不可分割的安全观，我觉得这应该有很多的共识。

　　伍德克：世界已经彻底改变了。这甚至不再是“冷战”了。这是一场发生在欧洲边境的“热战”，其溢出效应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国决定增加军费预算，对俄罗斯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冲击了俄罗斯经济，但也对欧洲自身的社会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欧洲想与中国打交道，希望中国能是我们的好伙伴。

　　受俄乌冲突影响，德国政府暂时停止“北溪-2”项目的审批程序。图为“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登陆设施管道。

　　中西方是冲突还是合作？

　　中新社记者：未来中西方将以合作还是对抗为主旋律？

　　王义桅：首先，西方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和欧洲也不一样。美国出台了“印太战略”，甚至要搞印太版本的北约，因为中国崛起挑战了美国的国家身份，它不是“上帝的选民”。

　　但欧洲不一样，欧洲不是以这种“上帝”的观念来建立自己身份的。欧洲有着希腊的理性，有着罗马这样一些法的精神。现在的欧盟也是一种和平的力量。实际上德国也好，法国等这些欧盟创始成员国也好，他们不会完全情绪化地跟着美国走。

　　我觉得中欧应该要走出美国的那套叙事陷阱，应该独立地发展我们的双边关系。

　　伍德克：欧中合作如何往前推进？我们必须找到欧中可以加深合作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因为能源成本高昂和能源供应不安全，中国和欧洲都面临着推迟气候变化目标的挑战。欧中可以就这一个共同挑战互相交流，达成一致并迅速采取行动。

　　中新社记者：面对疫情、地缘政治等问题，欧洲企业会调整在中国的投资和发展战略吗？

　　伍德克：我们希望(欧洲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销售越多越好。欧洲企业不应该只看下个季度或今年的疫情影响就得出草率的结论，我认为商业界应该更着眼于长期发展。

　　我们去年9月与世界银行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具有三个发展动力，到2050年(未来30年)，将推动中国保持强劲增长。在我们所有的评估中，对中国的投资量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替代的。

　　欧洲企业可能会在医疗设备等关键领域(的投资)进行一些战略评估，但欧洲公司在中国、与中国合作，他们会加大投资，这一点毫无疑问。

　　全球化能重回美国主导吗？

　　中新社记者：从历史视角来看，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会如何改变？

　　王义桅：战后国际体系已经受到美国的极大破坏，现在美国要缔造一个以印太为主要抓手的新全球化。是否能回到美国重新主导的全球化，这是个大大的问号。

　　现在制裁俄罗斯把美元武器化，加速了不光是俄罗斯和中国，甚至是欧洲国家的去美元化结算，还包括中东国家。

　　我相信未来世界不会陷入到所谓的中美两极对抗“新冷战”的格局，但是否会更加分散化、无序化、混乱化，这是我们现在非常担心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年，欧洲在世界中的影响或地位可能在不断下降，但在中国外交或内政中的地位却在上升。中国改革开放时，首先倡导向美国学习，私人资本无序扩张等模式学得比较多，现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要更多地学习如德国的莱茵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等。

　　中欧有着长期丰富的历史文化基础，无论是在数字经济方面，还是在治理方面，而美国是私人资本导向。中欧实际上有更多的共同点，甚至有共享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