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俄乌冲突的幕后推手

　　【特别关注·俄乌局势学者谈】

　　作者：韦进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俄乌冲突已持续两个多月，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破坏性后果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尽管拜登政府表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乌克兰派兵，不打算直接武力干预俄乌冲突，但美国一面对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和军事援助，一面对俄罗斯加码制裁，事实上对俄乌局势和双方（尤其是乌克兰）的立场和态度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在俄乌局势朝向长期性和复杂化发展中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在欧洲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随着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乌克兰成为美西方与俄罗斯战略对抗的焦点地区。2013年底，乌克兰爆发第二次颜色革命，俄乌关系骤然紧张。从根本上讲，俄乌冲突是第二次颜色革命以来乌克兰问题的延续与转化，是乌克兰问题在乌克兰国内、乌俄双边、欧洲地区和全球四个层面发展演化的结果，而美国在这四个层面上均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策划颜色革命，挑动乌民族主义情绪

　　进入21世纪，在美国的操纵与支持下，东欧、中亚、非洲、中东等地区的许多国家上演了多场颜色革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这种以政权更迭为目标的“街头革命”最终带来的是政局动荡和民生凋敝，“美式民主”之害可见一斑。

　　1991年独立以来，乌克兰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并未选边站队，采取了较为均衡的外交政策。但彼时乌克兰的外交政策并不符合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战略利益。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之后，乌克兰全国发生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西方媒体将其称为“橙色革命”，美国则趁机插手乌克兰内部事务，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自由之家”等机构和组织向抗议活动提供资金和培训，乌克兰国内地区、族群之间严重对立，埋下了问题的隐患。

　　2013年底，乌克兰再次爆发“广场革命”，亲西方的反对派发起反对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抗议游行，冲击乌克兰总统府等机构。美国是“广场革命”的积极支持者，时任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和时任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等要员直接前往独立广场，对反对派表达支持，最终亲西方政府在乌克兰掌权。一年后，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亲率代表团，参加“广场革命”一周年的庆祝活动。

　　然而，激情褪去、幻想破灭之后，人们发现，颜色革命期间的口号与承诺并没有得到兑现，乌克兰民众所期望的经济发展也已落空。相反，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激进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政局动荡、社会失序和经济凋敝成为乌克兰最突出的现象，国家分裂的风险日益增长。追溯问题的源头，不难发现美国政府推进的所谓“民主进程”挑动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乌克兰的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可逆的影响。

　　挑起对抗，催恶乌俄双边关系

　　从民族和历史上看，乌克兰与俄罗斯双边关系源远流长，盘根错节，极其复杂。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导致了乌俄关系的持续紧张。随着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这种紧张关系彻底激化。乌俄交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冲突的演变过程看，美国的挑唆和煽风点火，无疑是乌俄双边关系持续恶化的“催化剂”。

　　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秉持冷战思维，在对外战略中将俄罗斯视为重要战略对手，肆意挑起意识形态对立，美俄关系不断恶化。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不仅没有担负起劝和促谈的国际责任，反而将乌克兰问题视为对俄罗斯的一种“牵制”，把乌克兰一步步推向美俄对抗博弈的前沿，也将欧洲国家绑上自己的霸权战车。

　　2014年以后，美国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资金和军事援助，不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设备和相关培训，而且与乌克兰定期举行联合演习。俄乌冲突发生前，美国在美俄第三轮战略稳定对话上，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禁止北约东扩并将其法律化的提议。

　　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虽未直接参与有关军事行动，但一方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信息科技霸权和国际话语优势，在国际舆论上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围剿。此外，美国操控国际舆论，“引导”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对俄罗斯社交媒体进行封杀或限制，对俄网站进行攻击。美西方舆论编造虚假信息引导国际舆论，反复渲染、制造俄罗斯“入侵”的“共识”，煽动乌克兰对俄仇恨情绪，渲染战争恐惧，挑起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愤怒情绪。4月27日，美国务卿布林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声称，美国决心为乌克兰提供他们所需的东西，同时表示，是否将与俄罗斯的冲突扩大到本国边界之外，“由乌克兰决定”。

　　把控欧洲安全秩序，无视他国安全诉求

　　俄乌冲突凸显了当前欧洲安全机制的局限和挑战。北约、欧盟和欧安组织等欧洲主要安全机制在实践中不能解决乌克兰内部的分离主义问题，其安全治理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俄乌矛盾的激化和冲突，与冷战结束后欧洲地区安全治理长期无视或忽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有密切关系。作为冷战的遗产，美国主导的北约丝毫不顾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持续推进东扩，直抵俄罗斯的边界。

　　2019年2月7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俄罗斯的战略焦虑和威胁认知增强，普京称“所谓的地缘政治红利，对俄而言却是生与死的问题”。今年1月10日至13日，俄罗斯与美欧在4天内举行了三场对话谈判，但因分歧“难以弥合”导致无果而终。这表明，美西方主导下的欧洲安全机制，由于选择无视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执意谋求吸纳乌克兰加入北约，不仅未能对局势的发展演变发挥“降温”的作用，相反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应，事实上对俄乌矛盾的激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谋求绝对战略优势，挑战国际秩序

　　美国将冷战的终结和苏联解体视为自己的完全胜利和建立绝对战略优势的重要机遇。对于俄罗斯，美国国内始终存在一种“疑俄”“恐俄”“反俄”的强大力量。历届美国政府将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上打压、经济上制裁、政治上孤立俄罗斯，美国的种种做法加剧了美俄双方战略认知的差异，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涂上了一层阴暗的基色。

　　在战略稳定层面，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不愿意受制于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一心谋求获得绝对军事优势地位，消极应对甚至退出的意愿强烈。2001年12月，美国宣布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对国际军控与裁军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2011年11月底，美俄关于导弹防御的谈判宣告破裂。2019年8月，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美国的做法打破了美俄之间的“核平衡”，凸显了美国谋求绝对战略优势、挑战国际秩序的战略意图。

　　全球层面的大国博弈，尤其是美国长期坚持的对俄“遏制”政策，致使乌克兰问题成为当前美俄矛盾焦点的集中体现。冷战结束已经30余年，但美国始终抱守冷战思维，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不仅无助于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增加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可以说，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环境，甚至比冷战时期还要复杂和危险。作为一个大国，美国不仅丝毫没有担负起应有的大国责任和义务，相反成为俄乌冲突的幕后推手，推动俄乌冲突向着国际社会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严重影响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国际社会的忧虑。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07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