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经济精致利己主义影响世界经济复苏

　　古巴多地5月1日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上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封锁，表达爱国情感，并向古巴医疗工作者和科研人员致敬。图为5月1日，古巴民众在哈瓦那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新华社发

　　5月1日，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举行盛大活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图为当日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儿童参加节日绘画活动。新华社发

　　【鸣镝】

　　美国商务部4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降1.4%，远远低于市场预期1.1%，为2020年二季度以来首现萎缩。而此前，在2021年四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速年化率6.9%，2021年全年增长5.7%，创下38年以来的高点。美国经济正面临通胀高企、劳动力短缺、供应链中断、外部需求下降以及新冠病毒继续肆虐等多重挑战。

　　全球通胀美国制造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一波三折，而美国在其间起到了非常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如今全球通胀水平高企，很多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乏力，一些国家濒临经济崩溃边缘，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美联储加息缩表的进程却一日紧似一日。值此之际，美国公布负增长的今年一季度数据，让人不禁担忧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势。

　　从分项数据看，美国经济并没有GDP增速看上去那么差，至少内需的消费和投资都还比较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或不会受一季度GDP数据的影响，仍保持快速大幅的加息模式。然而，这样的加息周期，对全球意味着什么？

　　美国快速大幅加息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全球通货膨胀率高企。其中，美国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40年来最高，引发国内民众不满。

　　当前全球通胀的形成，主要有几个因素。一是美国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起，美国采取“大放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造成需求旺盛和资产泡沫，这是需求型通货膨胀。二是供应链不畅，疫情影响、劳动力不足等造成产业链供应链断裂，使得成本升高，这是供给型通货膨胀。三是地缘政治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能源和粮食出口“重镇”，其供给受阻，尤其给欧洲带来能源和粮食紧张，这是突发性事件造成的通货膨胀。

　　这三个因素都和美国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从货币财政政策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应对经济停摆，美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和财政补贴政策。其中缘由，除了疫情来势凶猛，2020年恰好是美国大选年。因疫情造成经济衰退，特朗普失去部分民心。因此拜登当选后，财政扶持政策开足马力，带来居高不下的全球通胀。

　　2020年，各国经济几乎都呈负增长，但美国的资本市场却猛涨，显示出“产出没有增加，财富却在增长”的诡异景象。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进入长达6年的下行周期，除了在2016—2017年出现过阶段性反弹，一直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而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全球大宗商品开启了近三年的牛市，在全球经济停摆之下，其涨幅2020年仍有10.5%，2021年高达30.3%。2021年通胀明显高企之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恰巧换届走人。他一再强调通胀是“暂时”的，使得美联储加息来得相当迟、也就只能相当猛了。

　　连锁效应在于疫情导致供应链不畅，主要的集装箱运价指数一直处于高位，回落至今不明显。虽然中国防控疫情得力，及早复工复产，为全球产业链物流链顺畅、平抑物价作出极大贡献和支持，但美国非但未停止对华贸易战，反而不断加码。拜登上任后，不但没有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正常化，反而延续其部分对华遏制政策，不时祭出所谓“黑名单”，阻碍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美国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上升，只会推升已经高企的物价。

　　俄乌冲突爆发后，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的石油、天然气、大豆、食用油、镍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急速上涨，今年仅4个月内涨幅已达10.7%，其中油脂、食品、家畜、金属的涨幅较大。俄乌冲突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得不说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所作所为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尤其是，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粮食产量都相当充足，甚至就是这些大宗商品的出口大国，而欧洲国家却受到大宗商品特别是油气和粮食价格剧涨的极大冲击，必须越洋从美国购买更为昂贵的液化天然气。

　　美国“刹车”全球遭殃

　　全球市场当前热议的话题离不开“滞胀”。所谓“滞胀”，是指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高企并存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就曾在西方出现，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矛盾，并使经济政策处于极度两难的境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尚有反复，经济发展秩序并未完全恢复。在此大背景下，产生如此高的通货膨胀，全球都在担心历史重演。

　　3月份欧洲PPI同比上涨已经达到31.1%，欧元区CPI同比上涨7.5%。剔除能源、食品价格上涨后，欧元区核心CPI同比增幅达到3%。可以说，欧洲的各项通胀指标都达到有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PPI同比增长30%以上，创下20世纪70年代有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CPI同比增长7.3%，比20世纪70年代“滞胀”时期还要高，甚至逼近两次世界大战时的通胀水平。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因此出现货架空空、商品调价，引发百姓不满，发生了罢工、示威等社会不稳定事件。

　　在全球面临“滞胀”威胁时，主要经济体本应进一步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调，避免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急刹车”或“急转弯”，从而产生严重的负面外溢效应。但美国在今年快速加息已成既定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滞胀”时期美国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部长康纳利所言的“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在现实中再次上演。

　　回看20世纪的解决办法，美国当年大幅加息，虽然抑制了高通胀，但也同时造成经济衰退。此轮美联储可能的缩表加息，是否也会带来同样结果？市场对此极其担忧。对于通胀的影响，欧洲虽表示积极应对，但其政策空间较为有限。日本则依旧保持宽松政策。新兴市场经济体早在2021年就提前加息，以应对美联储政策转向的影响。但更加细致分析就会发现，各国情况和政策空间都不相同。

　　得益于“下猛药”，美国经济恢复较好，虽有所忧，但加息对自身的影响仍在可控范围内，尤其是美联储自己可掌握政策进程。欧洲和日本则很难跟进，因其“滞”与“胀”的共存较之美国更为严重。截至2021年四季度，欧元区GDP两年平均增速为0.3%，远低于疫情之前的1.6%；而自3月份以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全面暴涨，欧洲经济明显下行。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风险更大。巴西等虽然提早加息，但通胀水平仍高于预期，随着美联储加息，其经济风险加大。一些国家甚至已经危机显现，债务违约风险不断上升。

　　利己主义积重难返

　　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必须加强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政策协调，这是世界共识。然而，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紊乱、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能源供应紧张、粮食危机不断升级，全球经济在失衡失速失控的边沿徘徊，美国仍顽固坚持“精致的经济利己主义”。在亚太地区，美国推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构建排除中国的经济小圈子。在欧洲，美国不断给俄乌冲突浇油拱火，提价向欧洲输送天然气，发战争财。在全球，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四大粮商在粮食危机中挣得盆满钵满。

　　面对全球加强经济政策协调的呼声，面对全球经济探底的威胁，美国仍顽固按照自己的节奏行事。美联储不断加速加息缩表，这些精致利己主义措施能够抑制通胀，让美国经济重回正常轨道吗？其实并不确定。

　　从成因看，这一轮通胀高企或者说“滞胀”苗头是综合性因素造成的，不少因素就是美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不消除这些因素，单单使用货币政策就想解决所有问题，恐怕很难。全球抗疫也需要更多的合作、沟通和共识，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加大有效疫苗、有效治疗药物等的临床测试和使用推进。在全球贸易投资领域，应减少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尽快实现全球物流链的正常化和通畅化。面对地缘政治冲突，各方需要合作协调，劝和促谈，尽量减少影响。面对多发灾害，环保政策和能源政策可能要重新审视其平衡点，摒弃一些激进观念和政策。

　　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独驾各自的小船，而是共乘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更应该抛弃经济精致利己主义，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把控好政策的外溢效应，通过加强政策信息透明和共享，协调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力度、节奏，与各国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作者：万喆，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