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美国的异化和迷思

　　【鸣镝】

　　作者：杨博超（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讲师）

　　“历史终结论”曾展现了美国对美式民主的自负与迷恋，似乎世界要实现民主，就只有效仿美国一途。但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总统大选的乱象使世界人民越发认识到美国背离民主初心的事实，也揭示了美式民主的制度性缺陷，政治的投机性、法治的政治性和虚伪的本质。热衷于扮演“民主灯塔”，充当“民主教师爷”的美国面临信任赤字，也让很多沉醉于美国“精妙民主制度设计”的人从“美梦”中惊醒。

　　从历史角度看，自美国建国起，民主在美国就产生了异化。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明确指出，这个国家的本质在于强调“完全排除人民的集体能力，使其在政府中没有任何份额”。民众的意见通过选举代表转化为公共政策的制度设计，也从根本上限制了人民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可能性。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体现着民主的质量和成色。如果人民只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在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在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从现实角度看，美式民主是作为统治者的工具在美国兴起的。自19世纪起，政治家才开始为一个意识形态上个人主义强烈的国家披上曾经并不习惯的民主袍。当时，旧的社会等级制度正被快速的工业化、大规模移民、西进扩张和内战所颠覆。平等主义的情绪上升，那些曾经被设计用来将人民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机构，之后被称作促进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存在。随后通过的若干宪法修正案使“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奇特说法也似乎产生了现实依据。

　　但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种“民主”的基础正在崩溃，美式民主的“光环”被现实击碎，人们也越发能够发现美式民主的异化。

　　一是“美式民主”存在系统性缺陷。“三权分立”作为美国的政治核心，其创设初衷是为了彼此制衡，防止一家独大。但美国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基于党争的常态冲突，导致持续僵局。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即持否决票的三位“玩家”正是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为什么任何复制美国民主模式的尝试，无论是在南美还是在东欧国家，大多都是一场灾难的原因。各国家机构之间忙着争权夺利，早已将推进国家治理的民主初衷抛之脑后。在美国许多政策领域，立法的工作已经被所谓的独立机构所取代，如联邦通信委员会和环境保护局等由国会成立的很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立法监督。作为美国民主重要组成的“两党制”，也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充分暴露对峙和“极化”的特点，而拜登上台以后同样如此。

　　二是“美式民主”的政治投机性。美国选举是利益集团打着民主的幌子来实现政治目的的“独角戏”。企业游说活动自20世纪逐渐合法化后，今天美国社会中，商人对政府的影响巨大。曾有报道指出，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曾为新任国会议员准备了一份示范日程表，指导他们每天花大约4个小时给捐助者打电话索取金钱支持，参选者也越来越沉迷于这种政治“金钱游戏”。2020年美国总统及国会选举打破了2016年的纪录，总花费增至近140亿美元。2015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国会是腐败的。曾有平民竞选者表示，为选举筹款是“一种折磨”。而这种折磨的真正受害者是美国人民，因为他们在这个看似民主的系统中没有发言权。“金主”慷慨解囊以试图拿到左右政治决策的“入场券”，参选者则为了筹集大量资金蜕化为政治说客，花费更多时间与捐助者待在一起，进一步压缩与选民接触的时间。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当对“金主”关注的政治法案进行投票时，立法者并不需要激烈争斗，因为他们早就暗通款曲。

　　三是“美式民主”导致法治政治化倾向。“法者，智之端也。”法治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关于美国最高法院9名非选举产生的大法官的权力的辩论中，明显体现了民意和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二战后长期由左派法官占据多数席位的局面被逐步改变，受逐利思想和“经济人”范式影响，法治逐步成了勾连权力腐败的精美遮羞布，民主在利益链条交织中被扯得支离破碎。法官的许多决定也助推扩大了社会体系中的不民主因素。如2010年的“联合公民”案中，法院推翻了之前案件中对公司和其他私人团体竞选开支的立法限制规定。这项裁决间接大规模放大了金钱利益集团的声音，使经济精英们更容易凌驾于民众的诉求之上。

　　四是“美式民主”的虚伪本质。政治家应当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执政理念和初心，而绝不应为政治目的利用和操控民意。缺乏自我克制和责任感的政府很容易摧毁民主。美国权力的杠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柏拉图对“民主人”的蔑视性描述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形象基本一致。特朗普在入主白宫之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公共职务，他轻视专家，缺乏对公共政策最基本的把握。他喜欢“虚假和吹嘘的言语和观点”，认为放肆是“良好的教养”，许可是“自由”，挥霍是“华丽”，无耻是“男人的精神”。而继任者拜登和他的政府也继续在反民主的道路上放飞自我。在美国，公共政策并不反映大多数美国人的偏好。有学者曾对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在20年内1779个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追踪，结果是令人震惊的：经济精英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巨大，他们在大约一半的时间里成功使自己喜欢的政策获得通过，并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阻止了他们反对的立法通过。与此同时，民间团体对公共政策几乎没有影响，普通公民的意愿更如沧海一粟，无法泛起任何浪花。因此，近年来美国普通选民对传统政治机构的疏离感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民主在美国的实践证明了美国民意的易受骗性和可操纵性，谎言、仇恨和偏执可以用来转移视线，从而逃脱政策制定错误的责任。美国虚伪的民主制度，表面上表现为两党争权夺利、金钱操控政治，但究其内里则是没有“端坐在百姓这一面”。曾经美国国会议员具有强烈的地方意识，民主党人可能从当地工会或学校中崛起，共和党人可能是当地的商业或社区领袖，两党议员的生活与选民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但现在，当他们到达办公室时，许多政客已经被标签为文化、教育和金融精英，这使他们与普通美国人“泾渭分明”。虽然其中有些人与地区有很强的联系，但这种基于选票的联系是脆弱的，即使那些在所代表地区出生和长大的议员也是如此。他们接受昂贵的教育，青少年时即生活在大都市中，比他们的前辈更有可能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城市追求有利可图的机会。而从几乎所有的指标来看，不论生活经历、教育背景还是净资产，这些政客都与普通民众彻底脱节。当政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在办公室的那张座椅的时候，美式民主也就在黑暗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了。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增进人民福祉的手段。美式民主将民主制度异化为工具，进而产生对民意的忽视以及对他国民主制度的轻蔑和敌视，是人类民主事业健康发展的最大阻碍。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9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