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首相施罗德访问中国

        1999年5月12日，时任总理施罗德访华，但除了礼节性接待往外，接机人员寥寥无几，整个访问行程也仅有28个小时。中国人民一向热情好客，为何此次访问颇有冷遇之嫌？不得不说，这是作为北约成员国咎由自取而已。

就在4天前，北约导弹炸毁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国民愤懑情绪达到了极点，国家领导人能够予以接待会谈，已经是宽容之至了。

当然，此次施罗德也展现了应有的担当，以北约成员国名义表达了真诚的歉意，与中方领导人就中德关系进行了坦率的沟通，进一步增强了中德两国的政治互信，并为此后中德关系向好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9年11月7日，施罗德再次访华，这次他没有空手而归，中德两国达成了重要的经济合作！

施罗德初次访华的特殊背景：各种因素下的被迫选择

施罗德初次访华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除了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还有科索沃战争和欧元的正式启动，在各种因素交互影响之下，他不得不主动访华示好，以达成自己的目的。

对德国而言，发起科索沃战争是其必要选择，但战争结果却不尽人意。

1980年，一代强人铁托去世，再也没有人能够同时取得各民族的尊重信任，科索沃民族主义运动兴起。1991年，东欧剧变，南斯拉夫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离崩析。

铁托

对德国等发达国家而言，西欧一体化中巴尔干半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但由于俄罗斯武力充沛，这些国家并没有直接单独参战的能力，只能通过“马克”、“英镑”、“法郎”等资本扶持独立武装，以期逐步蚕食，达成目的。

1997年形势急转直下，科索沃地区武装冲突愈演愈烈，有30多万人沦为难民，德法等西欧国家不得不催促美国下场。1998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介入科索沃危机，但直到1999年，正式的军事调动和空袭才付诸实施并与同年结束。

美国的介入时机特别耐人寻味，从这个时间线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美国介入科索沃战争不仅是意识形态作祟，也是为了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此外还顺带打击一下他们的西欧盟友。

科索沃战争直接导致了欧元的出师不利，对此德国或许不满，但更多的是无奈。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诞生，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而这个时间，恰好是美国介入科索沃战争的时间。

欧元汇率由1999年1月的1.1338跌到了12月的0.9991，大量资本在避险情绪的推动下由欧洲涌入美国。欧元可谓是出师不利，而作为欧盟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德国，不得不担负起提振欧元的重任。

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发生后，北约必须有人主动道歉降温，然而谁都知道这不是个好差事，毕竟要顶着中国人民的怒火，但德国总理施罗德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

其一，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有足够的战略实力和腾转空间，但欧盟和德国耗不起；

其二，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尤其是二战法西斯的轴心国，其国际形象已然经不起再次的打击。若不是维利•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东欧不会谅解德国，若不是赫尔穆特•科尔在以色列的再次跪倒，犹太人很难谅解德国，前科累累的德国不愿再树强敌；

维利•勃兰特

其三，德国有求于中国，虽然彼时中国经济体量远不如现今之巨，但GDP总量也位列全球第七，更重要的是，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市场，且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发阶段，是所有资本和技术最喜欢的转移地。

在各种因素交织下，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被迫访华，以期通过虔诚的歉意和坦率的态度弥补中德关系，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欧元重振打下基础。

1999年施罗德的两次访华：用勇气和真诚达成重要经济合作

施罗德的首次访华是充满勇气和真诚的。2009年，杨澜在采访施罗德时曾问过他这个问题，在中国民众情绪激动甚至打破美国大使馆玻璃的状况下，为什么还要访问中国？

施罗德表示已经预估到了此种境况并充分理解，虽然没有得到授权，但他仍然以北约的名义发表了道歉的声明，并通过电视予以高调传播。正是这种真诚和勇气，加深了两国的政治互信，为其第二次访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9年11月，施罗德应邀再次访华。相较于首次访华的冷遇和尴尬，施罗德的此次访华显然更加从容，随行团队更加庞大，取得的成果更加显著，中德达成了重要的经济合作，并为此后中德关系发展进一步打开了局面。

施罗德1999年的两次访华无疑是成功的。在其第二次访华期间，两国团队签署了一系列的经济合作项目，其价值之高在当时西方世界极为罕见。

1999年，我国批准德国在华投资项目196个，德国实际在华投资13.73亿美元，批准从德技术引进合同662个，合同金额27.5亿美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0.58万元人民币。

从1999年两次访华看施罗德：平民总理的睿智与倔强

通过1999年两次访华行程，我们看到了一个真诚勇敢的德国总理，事实上，施罗德确实是一位睿智的政治才俊，他虽然出身贫寒，却未就此沉沦，而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奋斗荣登总理宝座，其目光长远，作风果决坚定，甚至愿意为了德国的长远发展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

施罗德是一位平民总理，其果决作风或与其成长奋斗经历不无关系。

1944年，施罗德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工人家庭，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生活异常艰辛。但他自立自强，从一名零售店学徒通过夜校学习成功取得了律师资格，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于1998年成功当选德国总理。

在其执政期间，对外秉承务实外交路线，对内大力推行改革，为德国的国际形象建设和经济社会调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事实上，很多必要的经济社会改革都会经历短期的阵痛，而其产生的效益往往在较长时间后才能体现出来。

施罗德执政期间大力推行的“2010议程”当属此类。这项起于2003年的改革，涉及劳动力市场、福利制度、税收等各个方面，其目的是破除德国彼时的经济困局，激发经济活力。

然而，此项改革中削减失业金的做法引起了极大争议，甚至间接导致了施罗德所在政党的分裂，也造成了他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进而遗憾离场，政治生涯草草结束。

讽刺的是，这些改革效益最终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得以体现出来，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失业率逐步降低，经济动能强劲，甚至帮助德国最快从2008年欧债危机中恢复，保住了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

在此次改革中，施罗德1999年访华时的勇气再现，甚至更为坚定，或说倔强。

施罗德继任者的答卷：德国的外交转向与回归

施罗德七年执政期间六次访华，先后设立“两国总理年度会晤”、“人权对话”和“法治国家对话”三个机制，拓宽了两国的合作边界，将中德两国关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然而，在他政治离场后，其继任者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默克尔初期奉行价值外交的战略，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

2005年，默克尔执政德国，在前两次访华期间，她在人权、宗教、知识产权等方面表达了强硬的不满态度，甚至掀起了“抄袭门”（意指中国企业抄袭德国车型）事件。2007年，她会见达赖，抛出“亚洲战略”，以期与美国达成价值观共识，中德关系陷入低谷。

默克尔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奉行价值外交的默克尔同志发现这个所谓“价值”在实际问题解决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价值。

于是，2008年默克尔重申“一个中国”立场，并于同年访华“破冰”，此后其开始回归务实外交，中德关系也重归正轨，稳健发展。2014年，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十六年，访华十二次，虽然期间存在不和谐杂音，但整体上看来，中德双方是彼此尊重、相互谅解的，中德关系也是向好发展、向前迈进的。

中德关系展望：另一个“施罗德”？

2021年10月26日，默克尔正式卸任德国总理，权力宝仗交到了奥拉夫•朔尔茨手中，其对华态度也成为了热议话题。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希望他是另一个“施罗德”，能够秉承务实原则，继续推动中德关系发展。但一切如愿吗？

中德关系的发展走向，当然会受到执政者理念的影响，但中德两国的国情与全球局势演变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中德两国几十年发展而来的贸易体量依旧，两国在发展阶段大局上仍然是互补大于竞争，两国经济合作压舱石的作用依然适用。

然而，今日不同往时，中国不再只是单纯的“世界加工厂”，我们已在全球资本和技术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德两国经济不可能存在完全的互补关系，必然要面对某些方面的竞争。

因此两国在诸如知识产权、产业链话语权、市场准入等方面难免会有些无关大局的小摩擦，我们必须对此有清晰的认知。

整体看来，中德两国有着几十年的政治互信，也保持着较好的领导层对话机制，这在国际关系中是难能可贵的。此外，德国多次组阁都是多党联盟，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个别极右翼党派执政后外交转向的风险，降低了意识形态偏见对两国关系干扰的可能性。

总之，我们愿意相信并且真诚希望中德两国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务实合作，推动中德关系稳定向前发展，为施罗德1999年访华续写更美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