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和德国的区别

         二战后联邦指1949—1989年间的西德与1990年后的统一对纳粹的罪恶历史作出了彻底的反省，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0年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已成为德国悔过自新的经典象征。但是，除此以外，国内对德国反思历史的情况的了解就很少了。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倾向于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这一结论虽然没错，但不可忽视的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沉默与回避阶段与我们今天的德国形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数起联邦建国后15年里的历史态度。在这个阶段的西德，反思与清算纳粹历史只是点滴现象，没有形成规模。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纳粹历史的无视、沉默与回避。这里我们应该从1945开始讲起。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哀鸿遍地。普通的德国人丢魂失魄，流离失所，每日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对纳粹历史的清算，是西方占领当局的事情。恶贯满盈的纳粹头目在纽伦堡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审判。纳粹官员被驱逐出政府机关。对普通德国人，美军在美占区以表格登记审查的方式进行了的“非纳粹化”措施。但是，因与纳粹政权有关的人数太多，德国民众的抵触情绪强烈，不得不交由德国地方政府设立的特别法院处理。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让无数的纳粹分子过关，“非纳粹化”运动因此半途而废。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也没有积极进行对纳粹历史的清算。相反，1949年12月联邦众议院便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1951年，又通过了恢复1945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的职位的法律。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占领国也失去了彻底清洗纳粹分子的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为西方阵营的实力成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斯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阿登纳又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其余纳粹将领，而且还邀请曼斯泰因到总理府座谈。阿登纳本人属于保守派，自己也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他主张与西方交战国，特别是与法国和解，也支持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对犹太人作出赔偿。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尽快从西方战胜国手里获得西德的国家主权。为此他需要许多专业人才，这些人的纳粹历史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没有一个纳粹时期的法官受到起诉或丢掉职位。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纳粹主义在西德虽然没有复辟，但因冷战的掩护与阿登纳本人的保守倾向，许多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幸运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转折与突破阶段在50与60年代初期的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清算无从谈起。到6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此时，西方国家与西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当时离二战结束只有二十余年，在政府、军队与教育机构占有要位的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这些人相对安稳地度过了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无情清算。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由此正式拉开帷幕。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非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下台。1969年秋天，在学生运动的大力推动下，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勃兰特上任后，对内实行民主自由改革，对外谋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解“东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联邦德国与波兰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就在当天，他吊唁了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举世闻名的谢罪举动。在西德国内，他因此受到了右翼的攻击与非议。但是他伟大的举措感动了世界舆论。1971年底，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了勃兰特诺贝尔和平奖。他赢得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他也为联邦德国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从此以后，世界舆论对德国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应该提及的是，西德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出现了极左潮流。少数大学生深信“资本主义导致法西斯主义”，组成了所谓的“红军团”，试图以暴力的方式推翻西德的社会制度，因此走上了恐怖主义的歧途。1977年秋天，极左的恐怖主义达到了高峰。在施密特政府的强硬打击下，“红军团”失败并走入低谷。但是，学生运动引发的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对原纳粹分子的清洗却在继续进行。1978年，原纳粹海军法官、时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宾格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战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还继续判决士兵死刑。而且在战后坚持认为，“如果当年是合法的话，那么现在不可能是非法的”。1979年，西德各州地方电视台在四个晚上连续转播了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电视片中一个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家庭的悲惨命运深深地震撼了观众的心灵。据统计，当时共有仅两千万人收看了该节目。对于只有六千万人口的西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该节目的成功使得新纳粹分子恼羞成怒，他们试图通过迫害电视设备来进行干扰，但也未成功。
          三、80年代:反复与争论阶段进入8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态度又出现了波动。这与在1982年底以科尔为首的保守派的再次上台很有关系。保守派对60年代中期以来左派对纳粹历史以及德国保守传统的批判一直耿耿于怀。科尔上台之后，宣布要实现“政治与道德上的转折”。科尔本人并不想给纳粹历史翻案，但其他保守分子却认为重新评论德国历史的时候来到了。1983年，西德出现了所谓的“希特勒日记丑闻”。著名的《明星》杂志推出了所谓的“被发现的”“希特勒日记”。德国舆论一片震撼。保守势力欣喜若狂，叫嚣 “应该改写纳粹德国历史了”。但是，“希特勒日记”很快被证实是伪造的。“日记”虽然是假的，但是保守派因此暴露出来的篡改历史的心愿却是真实的。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5月8日是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40周年纪念日。随着这一历史日子的逼近，欧美各国都在准备隆重的纪念活动。联邦德国也因此再次兴起了反思纳粹历史的高潮。但这次反思却变了调。有人认为，5月8日对于战胜国来说是一个“胜利与解放的日子”，而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天却意味着战败与灾难。难道德国人还能与战胜国一起把它作为“胜利与解放的日子”来庆祝吗？5月初，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来到西德，要与西德总理科尔一起在纪念二战结束的同时，表示德美两国人民的和解。科尔为此安排了到比特堡二战德国阵亡士兵墓地吊唁。但媒体很快披露，该墓地还埋葬着几十个纳粹党核心组织“武装党卫队”成员。犹太人组织因此呼吁里根与科尔放弃该吊唁计划。但科尔还是坚持与里根一起去了比特堡。联邦德国与纳粹历史一刀两断的光辉形象被抹上了一层阴影。5月8日，联邦德国在众议院举行庄严的二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活动。面对西德舆论中对这一历史日子的性质的疑惑，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5月8日”，对于德国人来说首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解放之日”，因为它把所有德国人都从纳粹的暴力统治中解放出来了。德国人不应该把战争结束时自己承受的灾难与这个日子，而应该与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上台的日子联系在一起。德国人不应该记恨于当年的战胜国，而应该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结于罪恶的纳粹统治。魏茨泽克的精彩演讲不仅赢得了德国众议院的热烈掌声，澄清了德国公众的历史疑惑，而且受到了西方舆论的一片赞赏，除去了德国国际形象上的阴影。但是，西德对纳粹历史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终结。1986年又出现了所谓的“历史学家争论”。这场争论源于右翼历史学家诺尔特。他在一篇报刊文章中抱怨，纳粹德国已经灭亡40年了，但这段历史却仍然不能“过去”。他认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的类似的大屠杀事件。而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很有可能是对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种“亚洲式的酷刑”的回应，犹如一种正当防卫。对诺尔特的进攻，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与左翼历史学家一起作出了及时而有力的回击。他们认为，之所以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是因为纳粹国家利用现代工厂化的方式对一个种族不分男女老少地进行了整体性灭绝性大屠杀，而且这种罪行又发生在属于欧洲文明国家的德国。如果有意寻找，总能找到一个与其他国家的大屠杀的“可比性”。但这种“可比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德国人降低自我道德标准的理由。关键要看德国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释重负，是否愿意把自己与落后国家一样看待，逃避良心的谴责。至于诺尔特的第二个观点，则完全属于无稽之谈，是挖空心思为希特勒开脱罪责。
         四、90年代以来:深入与多面化阶段。1990年10月，分裂40年之久的东西德国统一了。统一德国沿袭了原西德的国名，也继承了其反思纳粹历史的优良传统。统一后，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更加深入了。在以前，清算纳粹历史的矛头主要对准前纳粹政权的重要人物与机构组织或者联邦德国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纳粹历史。而现在，进入批判视野的是纳粹时期的普通人物与组织。90年代初期，美国历史学家格德哈根出版了其题为《希特勒心甘情愿的侩子手——大屠杀中的普通德国人》的博士论文。在此书中，格德哈根通过对纳粹时期参加大屠杀的德国协助警察的研究，得出了纳粹时期普通德国人都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自愿帮凶的结论。该书翻译成德文后，在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所谓的“格德哈根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年轻一代大多支持格德哈根的观点，而他们的父亲一代，即那些已经成为大学教授的60年代的大学生却显得有些落后了，因为他们过于挑剔格德哈根著作的专业缺陷。随着辩论的深入，纳粹德国军队在二战与大屠杀中的角色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在此以前，德国流传着“国防军是干净的” 的粉饰性说法，认为他们只是“服从了命令”，参加了“正常的”战役，没有参加纳粹大屠杀等罪恶行为。对此，属于左翼自由派的德国烟草商富豪林茨玛及其社会研究所组织了一个题为《灭绝战争——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5》的历史摄影展览，展出了成百上千幅戳穿“国防军是干净的”的谎言。展览在德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巨大震撼。不过，它也引起了极右翼的攻击。他们在其中找出了一些技术错误，试图推翻整个展览的结论，但未能得逞。进入9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了，影视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如前所述，早在70年代末，美国电视系列剧《大屠杀》就为西德社会反思纳粹历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90年代，美国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也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德国中小学都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并举行讨论。在这方面，德国影视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瞩目的工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德国影片都是以纳粹历史及其影响为主题的。早在1980年，以著名作家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为脚本的德国同名故事片在好莱坞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非英语故事片奖。
         2002年，一部叙述一个在纳粹时期流亡非洲的犹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获得了这一殊荣。在90年代中期，讽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记丑闻”的德国故事片《施东克》曾获得该奖项的提名奖。去年，德国电影界又推出了反映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灭亡》，在德国引起轰动，又于今年在好莱坞获得了提名奖。另外，德国国家电视二台自9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纳粹历史的纪实性电视片，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与正面的历史教育不同，影视作品能够使战后出生的年轻人更为直觉地接触纳粹历史。以犹太人命运为主题的影片更能使他们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以希特勒为主角的影片则能使他们通过“一场与魔鬼的约会”对其幽灵产生更大的免疫力，后一种影片的成功不仅表现了德国电影界的艺术水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到新旧世纪之交，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历程又取得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经过二三十年的反复讨论，联邦众议院于1999年6月25日通过在柏林建造纪念六百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受害者的大规模纪念碑的决议。众议院采用了美国建筑师埃森曼的碑林设计。碑林建造在处于柏林统一后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广场，面积约为150米见方，包括2711个从30厘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纪念碑林将告诫世世代代的德国人牢记纳粹时期的罪恶，永远不让黑暗的历史重复。今年5月10日，大屠杀纪念碑林正式揭幕。五、结语但是，即便进入新世纪后，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仍然充满了波折，2002年，德国历史学家约格•弗里德里希推出了《大火》一书。该书详细叙述了二战期间战胜国对德国城市的空袭以及德国民众遭受的灾难。作者把战胜国对德国的狂轰滥炸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议。新纳粹分子又借机挑拨德国与战胜国的关系，他们称战争国1945年2月13日对德雷斯顿的大轰炸为“炸弹大屠杀”，并且扬言要在今年5月8日到柏林的象征建筑勃兰登堡门示威游行。那天，全世界人民通过电视看到了来自德国首都的动人一幕: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手持火烛默立在勃兰登堡门周围的街道上。他们在为永久的和平祈祷，同时他们也以此行动阻挡在周边街道上挑衅的新纳粹分子前往勃兰登堡大门，不让他们玷污德国的国际形象。

       这一幅画面可以作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与现状的象征。德国的反思是彻底的，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它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