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庇护政策的由来：为何难民爱去德国

        这个夏天,集中爆发了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难民潮,其规模堪称欧洲二战以来在社会层面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作为难民第一目的国所受冲击最大,其一举一动也最受国际关注。

　　我们针对这场难民潮的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是德国做个不恰当的比较:如果难民能够克服种种困难来到欧洲,为什么不去瑞士申请避难而按照接纳外来的传统和经验来看,英国和法国可能更利于欧洲以外的融入社会,但是为什么我们每每看见难民高举默克尔而不是卡梅伦或者奥朗德的画像以求得舆论的帮助

　　《基本法》中设定庇护权的最初依据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的慷慨。这种非物质意义上的慷慨不仅是一种成熟社会的美好品质,而且在德国已经上升为有法律保障的制度安排。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制定《基本法》的时候,把19条事关人的尊严、自由、平等、信仰、言论、婚姻、教育等“基本权利”的条款置于《基本法》最前端,其中第16条事关“庇护权”,其第2项第2句仅含有四个词:“Politisch Verfolgte genie？en Asylrecht”(受政治迫害者享有庇护权)。之所以要在这里特别强调这四个词,是因为这是世界各国宪法里罕见、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法律条款:这一基本权利并不针对德国人,而是针对德国以外的所有外国人。而且,1949年5月23日公布的第一版德国《基本法》甚至对于庇护权条款没有设置任何条件。也就是说,全世界任何人理论上都可以在德国主张德国《基本法》所赋予的庇护权。德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庇护权,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基本法》里专门设置赋予外国人权利的条款呢

　　这还要回到德国的历史经验。在纳粹统治下,德国在本国以及占领的地区造成了大量的难民(尤其是犹太难民),有的难民被其他国家收留,更多人被寻求庇护的国家拒绝,甚至无处可逃。二战以后,正是出于对这段历史的负罪感,以及对曾经接收过难民的国家的感谢,同时避免出现庇护申请因为种种限制被拒绝的场面重演,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自己负有责任和义务为难民提供不受时势影响的法律保护。

 

　　这是一种德国自己加之于自己的责任,并不是应战胜国等外部力量的要求。但是究竟应不应该为庇护权加以条件限制,在1948—1949年立法时还是经历过一番争议。曾经有人从当时东西方冷战的角度出发,提出庇护权只针对在敌对阵营受政治迫害的德意志人;有人建议,只有因为支持“自由、民主、社会正义、世界和平”等价值观而受迫害的外国人才享有庇护权;也有人建议为庇护权加上“在一般国际法框架之内”的限定语,从而避免落入基本权利的自我约束以及无条件的庇护陷阱。德国,德国移民,德国,但是在立法辩论的时候,对于慷慨的、不设限的庇护权的支持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当时社民党代表卡洛·施密特的意见很有代表性:“提供庇护权从来就事关慷慨。如果我们想表示慷慨,那就要冒为错误的人提供庇护的风险,这也正是此举的尊严所在。如果我们要进行限制,比如我们提供某人庇护权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与我们接近,或者因为我们对这个人有好感,那庇护权就大打折扣了。”另一位社民党代表弗里德里希·威廉·瓦格纳表示:“我们十分庆幸能够在国外落脚、从而摆脱了希特勒及其刽子手的魔爪……我认为,我们对于企图限制庇护权、把提供庇护与我们的好恶或者申请者的政治信仰联系起来应该持谨慎态度。”当时的德国共产党(KPD)原本还提出,享有庇护权应加上“包括工作权”,但是由于基本权利包括了“自由发展”,所以从法律的角度就没有必要再重复。结果是:德国《基本法》为外国人提供的庇护权远远超过国际难民公约的标准,而且是各党派在立法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