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为何能长盛不衰？

环顾世界，政治领袖民望低迷、施政阻力重重是一个普遍现象，和民众的蜜月往往只存在于选举结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就难以为继，迅速变得不受待见。默克尔能打破这一魔咒，在连续执政12年之后，开启第四个任期，长享民众的信任和托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2017年9月25日，大选结束，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获得了32.5%的选票，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尽管未来要进行艰难的组阁谈判，但默克尔第三次连任总理已成定局。

 

环顾世界，政治领袖民望低迷、施政阻力重重是一个普遍现象，和民众的蜜月往往只存在于选举结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就难以为继，迅速变得不受待见：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4个月，支持率就下滑到40%，57%的人不满意他的表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奥巴马、穆尔西等近年来当选的几乎所有领导人身上。

 

默克尔能打破这一魔咒，长享民众的信任和托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德国经济一枝独秀

 

为了提升德国的竞争力，默克尔的前任施罗德政府提出了“2010议程”，进行了痛苦的福利制度改革。默克尔上台后延续和采纳了不少施罗德当年的措施，德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轨道。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动荡，经济高速增长、人人都能受惠的乐观主义时代一去不复返。

 

美国自2000年以来房地产和虚拟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制造业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导致了“铁锈地带”的产生，而在那里生活的大量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失业白人男性，正是把特朗普送进白宫的重要力量。英国脱欧的发生，也同样离不开经济的诱因，脱欧就不用再给欧盟交“份子钱”，这笔钱可以投入英国的医疗保健系统，脱欧派就靠着这套并不严谨的说辞征服了很多人的心。2017年4月的大选，法国传统建制势力之所以一蹶不振，也和法国经济持续多年的低迷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有关。而经济状况的改善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民众抱着极高的期望值选择了领导人，一年半载看不到实效，民意的反弹就是必然。

 

而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完全不存在类似的现象。多年来，德国制造业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占GDP近1/3；失业浪潮席卷世界，欧洲一些国家接近一半青年失业，隐藏着重重社会危机，德国的失业率却处在近百年以来的最低点，默克尔2005年刚上台时德国失业人数高达500万，现在只有250万。2016年，德国GDP增速达1.9%，创5年来新高；出口总额为1.21万亿欧元，贸易顺差2529亿欧元，创历史纪录；政府财政在连续3年收支平衡之后，实现盈余237亿欧元。而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17年8月公布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德国财政盈余达183亿欧元，再创历史新高。失业率从最高峰时期的10%降至5.7%左右，基本达到了人人就业。

 

曾几何时，德国也是一个被福利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欧洲病人”，与希腊等国后来的状况颇为相似。为了提升德国的竞争力，默克尔的前任施罗德政府提出了“2010议程”，进行了痛苦的福利制度改革，改革的措施包括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时间从32个月减少到12-18个月；养老金的津贴标准在税前工资中所占的比重从48%降低到了40%；养老金缴费的比例从19.5%上调为22%；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参加医疗保险的职工除了缴纳保险金以外，就诊、领取药物和住院还需要额外付钱。推行这些不得人心的改革措施的代价，是施罗德在2005年大选时以一个百分点的差距输给了默克尔，黯然下台。

 

默克尔担任反对党领袖时对这些措施大加鞭挞，并利用民众的不满击败了施罗德。但她上台后延续和采纳了不少施罗德当年的措施，德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轨道。默克尔后来也承认是沾了施罗德政策的光。可以说，德国经济表现不俗是默克尔民望历久不衰的一个基础因素。

 

德国和默克尔是天作之合

 

不管默克尔和舒尔茨如何努力，他们也无法让气氛火热起来，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不是一条意识形态鸿沟，而只是一条小溪。这样不温不火的对抗局面，自然也不需要锋芒毕露、“能打得”的领袖人物，像默克尔这样不善言辞但能解决问题的“大婶”，对德国来说刚刚好。

 

从根本上讲，领导人和所领导的国家与人民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相造就的关系。像阿根廷这样崇尚激情的国家，自然就会产生庇隆和克里斯蒂娜这样的总统；德国人严谨务实、略带刻板的性格，则成就了默克尔的长盛不衰。

 

从1871年德国统一到二战结束的短短七十多年里，德国政治文化以普鲁士专制主义为核心，产生了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多个世界知名的魅力型领袖人物，而民众也认为纪律、责任和服从比自由、个性、反抗更有价值，这就产生了汉娜·阿伦特笔下“平庸的恶”，狂妄自大的领袖和盲目服从的民众一起，在二战中实施了难以想象的暴行，最终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二战后，在彻底清算纳粹暴行的过程中，东德和西德以不同的方式对原有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以权利、批判、个性来取代义务、纪律和服从，力求在人们心中树立自由独立高于一切的意识。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所说的：“比经济奇迹甚至更令人惊奇的，恐怕是西德在短短的30年间就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民主政治文化”。在这种新型政治文化下，德国已经很难产生鹤立鸡群、一呼百应的政治领袖。德国战后的8位总理，虽然个个励精图治，但在个性上都偏向低调。和德国足球一样，德国的政治领导力来自均衡、协调与合作，而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的明星。以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话，由默克尔来领导德国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且，为了避免魏玛共和国时期小党林立、剑拔弩张的局面重演，德国宪法规定在全国得票超过5%的政党才能进入联盟议院，并且严格限制议会向政府提出不信任投票，政府与议会发生矛盾时，最终往往不是政府被改组，而是议会被解散。因此，战后德国历届政府都保持了相当高的稳定性，总理的任期普遍都比较长，只要当选至少能任满一届，例如康拉德·阿登纳担任联邦总理13年，赫尔穆特·施密特将近9年，赫尔穆特·科尔16年，格哈特·施罗德7年，只在1982年发生过一起联盟党联合自由民主党对施密特政府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投票”而导致社会民主党政府垮台的事件。

 

另外，德国战后的主要政党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价值理念各有侧重，但都无法在政见上独树一帜，与其他政党切割得一清二楚，再加上1960年代后德国政坛分化组合明显，没有哪个党能占据绝对多数，必须和其他党组建联合政府，四大党之间因此既是政敌又是搭档，既是伙伴又是对手；今天互掐，明天就可能携手。这样一来，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而更多是合纵连横的关系，没有可能出现像其他国家那样政党之间壁垒分明、势同水火的状况。正如《金融时报》在此次大选前所分析的：不管默克尔和舒尔茨如何努力，他们也无法让气氛火热起来，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不是一条意识形态鸿沟，而只是一条小溪。这样不温不火的对抗局面，自然也不需要锋芒毕露、“能打得”的领袖人物，像默克尔这样不善言辞但能解决问题的“大婶”，对德国来说刚刚好。

 

而且默克尔很真实，她不穿名牌衣服，生活简朴，没有不切实际的所谓人设，所见即所得，除了某一次穿着低胸礼服亮相歌剧院听瓦格纳歌剧之外，她从来没有给人带来惊喜，也不会规划激动人心的蓝图，说什么“Yes，We Can”之类的话，这些都让德国人感到放心。

 

可以说，在这个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默克尔树立了领导力的另一种典范。她会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顺便到超市购买青椒、圆白菜等食品。2007年在中国访问时，她也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并自己动手切法式长棍面包。这些贴近日常生活的个人作风，让人觉得她是人民的一分子，是明白民间疾苦的。

 

折中调和，而不是分化对立

 

默克尔的立场虽然多变，但是瞧准了才实施的，每次变化的时间点都是在民意升腾到最高点之后，反对派还来不及利用她此前的立场来大做文章，默克尔已经迅速腾挪到主流民意一边，让反对者有苦难言，因为你此时质疑她，就等于和民意作对。

 

让默克尔养成了谨言慎行的习惯，有很好的控制情绪的能力，加上她所接受的物理学训练，造就了默克尔独特的行事方式：先全面系统地了解事情的面貌，形成自己的看法，但不盲目表态，等各方充分表态后，仔细掂量自己的观点和对手的观点，拖到最后一分钟做结论，而且小心翼翼地用低调、冷静、中性的语言进行阐述。于是，媒体找不到一个标题可以断章取义她的观点，她也就不会成为问题的焦点。这样一来，虽然她没法像特朗普那样享受到大量的免费宣传资源，却也避免了言多必失的麻烦。

 

在具体政策上，默克尔善于吸纳不同政治力量的主张，兼容并蓄，摈弃意识形态，以实用为先，民众欢迎什么就支持什么。作为前环境部长，她曾因全球变暖而大力提倡核能，但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她许诺在2022年前关闭国内所有的核电反应堆，全面转向绿色可再生能源，而这本是绿党多年来的主张；她曾坚定反对全国最低工资制，但2013年最低工资被写进了执政党基民盟的竞选纲领里面；她取消了义务兵役制，这是自由民主党的目标；她提高育儿补助，这是社民党的承诺。德国《明镜》认为，近年来默克尔已经带着原本偏右的执政联盟党实现了向左的转变。

 

在难民问题上，默克尔也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立场。2015年年中难民危机刚刚爆发时，默克尔在一档名为《德国好生活》的电视节目中，面对巴勒斯坦难民少女雷姆可能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哭诉，还铁着心肠说“有时候政治很残酷”，“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如果我们说‘你们都来德国吧，非洲国家的人都可以来德国’，那我们就根本应付不过来了”。但两个月后，当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伏尸海滩的照片上了欧洲媒体的头条时，舆论一夜之间发生了反转，默克尔一夜之间同意打开国门无限制接收难民。而随着2016年新年难民性侵事件和随后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特别是2016年9月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惨败后，默克尔的立场又变得保守起来。虽然她没有明说要减少接收难民，但开始对难民进行甄别，强行遣返“不合格的难民”，再加上到德国必经的马其顿、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协作关闭了“巴尔干通道”，进入德国的难民开始大大减少。

 

默克尔的立场虽然多变，但是瞧准了才实施的，每次变化的时间点都是在民意升腾到最高点之后，反对派还来不及利用她此前的立场来大做文章，默克尔已经迅速腾挪到主流民意一边，让反对者有苦难言，因为你此时质疑她，就等于和民意作对。

 

身处那样的高位，默克尔能置个人的面子于不顾，从善如流，辗转腾挪，敬畏民意，在今天这个以出位和极端为荣、通过分化民众来达到个人目的的世界上，其实更为不易。同为科学家和女性领导人，如果说撒切尔夫人在30年前那个莫衷一是的年代里诠释了以择善固执为核心的领导力的话，默克尔则在今天这个分化和对抗的年代里，展示了包容、妥协、折中调和的价值。两种做法都是在逆潮流而动，这也正是她们的与众不同之处。而所谓的领导力，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因需而变、不随波逐流，才是其中的真义。

 

难民危机和德国的未来

 

未来几年，欧洲对德国领导作用的需求会越来越大，默克尔需要思考和抉择的是，德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有效地运用和发挥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软实力？如果如她在特朗普访欧时所说“欧洲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话，又该做些什么？

 

但毕竟，8000万人的德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一下子吸纳了150万的难民，这些人短期里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威胁了社会治安，而长远看，他们能否融合进德国社会，又会对德国的国家特性和主流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殊难预料。这是有13%的人在此次大选中投票给极右翼的德国新选择党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告别了希特勒七十多年后，极右翼第一次在德国政坛登堂入室。这是对默克尔的重要警示。

 

然而，德国能像匈牙利那样一直拒绝接收难民吗？恐怕不能。德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历史很短暂，数量众多、互不统属的德意志小邦，在1871年才在俾斯麦的铁血手腕下得以统一，开始崛起。而此时，全世界的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毕，德国不得不虎口拔牙，和英法一争高下，去抢夺“阳光下的地盘”。但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均一败涂地，不只在军事上被彻底击败，失去了1/3的国土，而且战后纳粹暴行被揭露，德国人在道义上和文明上的优越感丧失殆尽。终于，德国成熟了，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不去追求“德国的欧洲”，而是安心推进“欧洲的德国”，从而得到了受害国家的谅解和支持。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德国完成了经济的复苏，国际地位稳步提升。到了默克尔任内，德国各方面的情况和国际地位都达到了历史新高点。欧洲债务危机明确了德国在欧洲一言九鼎的话事地位，难民危机则为德国的未来积累了宝贵的道义力量。

 

在美国放弃国际责任、只着眼于自身狭隘利益的时刻，德国顾全大局的大气之举，全世界人民都看在眼里，这对德国和默克尔道义形象的提升，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国际舞台上，大国和小国的行事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小国腾挪空间小，必然锱铢必较；大国或有心做大国的国家，则必须受得了委屈，吃得了亏，事事从大处着手，这样别人才能服你。

 

未来几年，欧洲对德国领导作用的需求会越来越大，默克尔需要思考和抉择的是，德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有效地运用和发挥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软实力？如果如她在特朗普访欧时所说“欧洲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话，又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