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 160 年“德国制造”的影像都在上海这个展览

新年首展《制造:从 19 世纪到今天的摄影》，“制造”在我们的心里是优秀品质和严谨的代名词，在相机领域，徕卡、卡尔蔡司等让摄影师们垂涎三尺的顶级器材。你可以看到因为相机技术的发展，德国摄影在摄影技巧和表现形式上逐渐多样化，比如构图、色彩对比、印制方式等等。

 

不过去分析技术、手法技巧、构图、流派…这些听起来一点都不诱人。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跨越 160 年的影像中记录下的主题和内容，他们在表达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德国人的摄影视角给人冷峻、客观的感觉，为什么战后有段时期的作品中鲜有人影？

 

从历史中看德国摄影，你会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我们讲一讲影像背后你可能感兴趣的故事，也许对你感受展览有一些帮助。

 

包豪斯以及新客观主义和新视野的出现（1919-1933）

得益于小型便携的相机的出现，德国出现两个摄影运动—新客观主义和新视野。就像拿到新玩具的时候，开始总会充满好奇的去把玩和探索各种新的玩法，这时候的作品风格多样，摄影师们记录下他们眼睛所看到的，并且试探各种新形式。

 

柏林 Kicken 画廊总监，也是这次的策展人 Petra Helck 最喜欢的一副作品是阿尔伯特·伦格-帕契 1929 年拍摄的《树苗》，因为“他做了一件在当时完全新的事情”。这颗树苗最重要的部分（枝叶）被挡住了，整个树干被放到了画面中间，将画面分成了三部分。“抽象而美丽”，Petra 说。

 

树苗，阿尔伯特·伦格-帕契，1929

“德国人到底是谁？”，客观主义的代表奥古斯特·桑德在用镜头寻求答案。眼神锋利嘴里叼着烟的画家、神情严肃姿态自信的泥瓦匠、笑容憨厚略有些拘谨的拳击手......奥古斯特·桑德拍摄了 600 多张德国人民的图像，并系统性地用年龄、职业、层次将其分类。这些人直面镜头，据说通常会让他们在 7 秒中之内摆好姿势，每张照片都充满独特的个性。

 

奥古斯特·桑德

如果非要给德国摄影贴上一个标签的话， Petra 选择“包豪斯”。的确，“包豪斯”在艺术设计中与“德国制造”在制造业中的地位相当。

 

这个时期正好是沃尔特·格罗佩斯创办包豪斯设计学院，到希特勒系统性净化现代主义文化，关闭了学院的时间。沃尔特在 1927 年开设了摄影课，摄影作为一种手段记录了包豪斯建筑、产品、活动以及大师、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

 

包豪斯时期

希特勒统治下的黑暗时期（1933-1945）

在希特勒“系统性地净化”下，奥古斯特·桑德对每个人个性的描绘显然与纳粹的种族政策背道而驰。收录这些作品的首部摄影集《面对我们的时代》被查抄，它的问题是，太过于包罗万象了，或者说太过于真实了。

 

这个时期，展览没有收录什么作品，只有一张欧文·布鲁门菲尔德在巴黎拍摄的《吉尔的双肖像》。

 

而 50 年代出现了对主观摄影的新理解，1949 年摄影团体 Fotoform 认为，相比机械性地复制，从对象中选择，“使用相机创作出符合对象本质的照片”更有意义。Fotoform 的成员彼得·凯特曼的作品《大众工厂》，初看这些作品，以为是抽象的线条，但它是工厂机器的一部分。

 

阿尔伯特·伦格-帕契，无题（机器细节），1950

 

鲁德威·文德斯托斯

你依旧能在这些主观摄影中，找到一些希特勒的影子。比如鲁德威·文德斯托斯拍下壮观的灯光线条。作为蛊惑人心的高手，希特勒精心设计了纳粹党集会，甚至为纳粹空军部署了整套探照灯，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说过，“希特勒对灯光的艺术使用，足以媲美他使用权杖的艺术性”。

 

东德和西德（1945-1990）

柏林墙像是阿尔伯特·伦格-帕契作品中的那个《树苗》，战败后的德国被刮分为二。东德归属苏联，施行社会主义，西德则由西方国家扶持，施行资本主义。

 

从乌特·马勒的《生活在一起》中的照片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时候东德的建筑已经变得很“苏维埃”，影像中青年身上的衣服也已经“苏维埃化”，街上有些空旷，让德国引以为傲的“德国制造”的身影也少了许多，这种对比来自旁边的鲁道夫·哈德波的《奥伯豪森，阿尔恩特街》，20 几年前的东德，街道上随处可见“德国制造”的车辆，远处的工厂和水塔、路上奔跑的小孩以及一把乐器，构造出一个工业化城市的缩影。

 

这里有个小故事，来看展览的一位德国摄影师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阿尔恩特街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他出生在 1960 年，这张照片拍摄于 1964 年，“那个时候污染特别严重，特别脏，我的母亲每天都需要清洗窗户 2 次，就像……中国的山西省。”

 

《来自纺织厂的女人》

海格尔·帕里斯 《来自纺织厂的女人》，记录了东德工厂女人，据说苏联控制下的东德对艺术文化实行严格地管制，这些照片因为神情暧昧，每个人似乎各有心事，没有表现出国家积极乐观的一面，而无法公开出版。

 

战后重建和当代摄影

伯恩和希拉贝歇夫妇是当代摄影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两人在一个广告公司相遇，50 年代末开始一起拍摄记录日渐消失的德国工业建筑，他们在 70 年代对德国矿区进行全方位记录，这是鲁尔区工业建筑的最早影像，并触发了德国公民组织对工业建筑的保护行动。

 

展览收录了伯恩和希拉贝歇夫妇 60 年代拍摄的水塔。而从克劳斯·戈迪克拍摄的梳子、花、鱼的影像中，你可以明显感受到这对夫妇的影子。没错，克劳斯·戈迪克是这对夫妇的学生，伯恩和希拉贝歇深刻影响了德国当代摄影。（还记得《树苗》那个作品吗？）伯恩和希拉贝歇夫妇与他们的学生组成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在当代摄影中的地位不可忽视。

 

伯恩和希拉贝歇夫妇作品 

 

克劳斯·戈迪克作品

 

一个明显的感受是，这些作品，似乎一心一意想要脱离人类的故事，甚至连拍摄的人也隐去，建筑、物件不带情绪地呈现在你面前。将展览引进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 Karen 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直到 90 年代后人像才又渐渐丰富起来…人们有些刻意避开拍摄人，这组农场照片，不像旁边关于机器的影像，没有人也可以运作，农场里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这些图片里只有景观和物件）”。她用“别扭”这个词形容当时德国人的心态。对啊，人们倾向选择用遗忘来净化痛苦，被残杀的犹太人，战争中死去的人，失去爱人、亲人、朋友的人…太沉重。

 

海因里希·瑞比索 来自《情景和物件》

当代后期作品，受到美国摄影运动的影响出现了更多彩色影像。德国,德国,德国,展览最后一张影像也是进门看到的第一张影像，是康迪达·赫弗拍摄的《杜塞尔多夫本拉特宫》，彩色打印。

 

康迪达·赫弗《杜塞尔多夫本拉特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