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德国人

正值夏日午后，在国会大厦，柏林柔和的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穹顶照射下来，越过沿螺旋形斜坡上行的游客，洒落在议会大厅中。半数议会成员的座位空无一人。讲台上站着一位身材矮小、略有些驼背的身影，穿着紫红色上衣、黑色裤子，顶着钢盔般无色的头发，正在念活页夹里的讲稿。她就是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乃至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性。此刻，她正竭力让自己的演讲不那么死板无趣。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作为联邦政府，我们已经出台了三项措施，”默克尔盯着活页夹念道。她的讲话单调沉闷，像是在引导听众将注意力转向别处。“除了第一项，即有针对性地对乌克兰给予支持，第二项举措是不断尝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俄罗斯方面的对话危机。”多年以来，当众讲演给默克尔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这双手要怎么放，尤其叫人心烦，最终她学会了将指尖聚拢成菱形，放在肚子上。

 

安静的德国人

 

德国国会大厦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在，德皇威廉一世和总理奥托·冯·俾斯麦的授意下修建的，当时，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正在欧洲大陆首度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军队将德国国会大厦视为第三帝国的象征，在柏林战役中，把它定为头号攻击目标，实施强攻。一张红军士兵高举苏联国旗站在楼顶新古典主义雕塑中间的照片，成为德国落败的标志性形象。

 

始建于1961年的柏林墙位于国会大厦后侧，仅有几步之遥，但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德国国会通常对此避而不谈。接下来的十年间，人们才开始认真讨论国会大厦重建问题。重建过程中，工人们在大楼二层的墙上发现了一些涂鸦，是苏联红军士兵用潦草的斯拉夫字母书写的，其中一些做为历史见证被保存下来，包括士兵的名字、“1945年5月9日莫斯科到柏林城”，甚至还有“干掉希特勒”。

 

除德国外，没有任何国家会在最重要的政府办公楼墙壁上纪念征服者。德国的罪行世所罕见，国会大厦中铭记历史的方式也是如此绝无仅有。通过在议会建筑中展现俄国士兵的胜利口号，德国向世界表明，他们已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在柏林，警示随处可见。在市中心乘坐地铁，从欧洲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到恐怖盖世太保博物馆途中，一抬头便看见列车录像里的新闻提醒：“80年前的今天，国际笔会柏林分部被迫流亡。”德国像一位诚心实意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把过去公之于众，无休止地谈论它、接受它。多年的不懈努力使这位患者获得自由，开始一段美好新生活。

 

默克尔站在讲台上，继续对国会发表演说，详述了布鲁塞尔七国集团会议的情况，由于乌克兰战争，该集团的第八个成员国俄罗斯刚刚被排除在本次会议之外。“当涉及到在欧洲大陆实现自由、公正和自制的问题时，我们将一以贯之，”她说，“我们的职责是要保证乌克兰实现自制，用21世纪全世界人民的呼声来回应19、20世纪老式的势力范围理论。”默克尔的演说达到高潮——她把单调的语调放缓，微微做了一个手势，往外伸出手指。在非人士看来，她像是在宣读国家铁路系统的管理方针。

 

总理演讲结束，掌声经久不息。默克尔退到讲台后，坐在内阁大臣中间。她瘦了一些——自从去年冬天在一次越野滑雪事故中摔断了骨盆，她就一直卧床，吃的香肠三明治换成了切碎的胡萝卜，整个人瘦了20磅——从那越发消瘦的脸庞、深陷的眼睛以及长长的面颊可以看出她很疲乏。默克尔从2005年就担任总理，并在去年9月第三次赢得连任，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人是她的对手。

 

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把两德统一称为“德国的第二次机会”——在经历了始于一百年前的灾难性侵略时代后，德国迎来了成为欧洲主导力量的全新机会。默克尔似乎是这第二次机会所需的不二人选。在一个被激情浮夸和大男子主义引向毁灭的国度，她的善于冷静分析和明显缺乏自我意识的作风成为政治优势。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对德国的恐惧难以消除，默克尔的平民气质则使日益复兴的德国显得不那么具有威胁性。“默克尔身上有一种气质，让人觉得她是我们中的一员，”戈林·艾卡迪特告诉我。德国人把这位总理称作“妈妈”。这一昵称最初是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竞争对手用来侮辱她的，默克尔不喜欢它，但随着“妈妈”在公众中传开，默克尔便接受了。

 

尽管欧洲大部分国家停滞不前，德国却因低失业率和制造业反弹成为经济巨头。欧元区持续发酵的货币危机使德国从欧洲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了区域性超级大国——默克尔的一位传记作家因此称她为“欧洲总理”。当美国社会滑向愈演愈烈的不平等时，德国却保留了中产阶级，并将社会团结维持在高水平。在世界许多国家，愤怒的年轻人聚集在公共广场示威抗议，德国民众聚集在一起则是为了参加户外音乐会和喝啤酒庆祝世界杯。在经历了军国主义历史之后，如今的德国几乎成为了和平主义国家，远离近年来的各种战争，而对其他西方国家而言，事实证明，战争既令人疲惫不堪，又久拖不决。今年5月最近一次欧盟选举显示，在欧洲大陆，极左极右两个党派均越来越受欢迎，但德国是个例外，这里胜出的都是中间派，竞选海报上，他们和蔼可亲的脸庞微笑着，让人联想到经济学教授和人力资源经理，但他们的受欢迎程度依然不及默克尔，而她甚至不在候选人之列。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严重，国会实际上已停止行使职能；而在德国，舆论非常稳定，以致于议会提出新法律所需进行的重大辩论几乎不存在了。

 

在众多德国领导人中，默克尔的三重身份与众不同：女性（离异、再婚、无子女）、科学家（研究量子化学）、“东德佬”（东德居民）。这些特质纵然使她成为德国政坛的圈外人，却也有助于她异军突起。但一些评论人士在试图解读默克尔的成功时，总想在她自身之外寻找原因。“有人说，不合常理的事情在现实中绝不存在——一个东德女人，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典型特质，不应当身居要职... ...他们就是不愿意说她恰恰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家。”纵观默克尔的政坛生涯，她让所有比她年长、比她位高权重的政治家（几乎所有男人）因为低估了她的实力而付出惨痛代价。 

 

默克尔1954年生于西德汉堡，父亲霍斯特·卡斯纳是路德教会牧师，安吉拉出生仅几周时，他不顾妻子反对，举家越过边境，迁往东德从事教会工作。那年，约有二十万东德人与他们背道而驰，逃入西德。卡斯纳夫妇有三个子女，安吉拉是老大，在滕普林郊区的一座铺满鹅卵石的小镇长大，小镇位于柏林北部松林环绕的勃兰登堡。他们一家住在瓦尔德霍夫神学院的一幢综合大楼里，附近有大约三十栋大楼，隶属于路德教会。路德教会是智障者之家，收留了数百名智障人士在此学习贸易和种植庄稼，至今仍在开办。默克尔曾回忆说，“对我来说，在残疾人社区长大的经历意义深远，那时我便学会了以非常平常的方式对待他们。” 

 

安吉拉动作迟缓，后来自称“运动小白痴”，五岁时，走下坡路还常常摔倒。她说，“正常人天生会做的动作，我得先在脑海里想清楚，再拼命练习才能跟得上。”据本恩说，少女时代的默克尔从来不会卖弄风情，也不讲究穿着，“总是一身素色”，“发型令人难以忍受——看起来就像盆子扣在脑袋上似的。”以前的同学曾说她是“未被吻过的一族”。（这位同学在滕普林警察局做局长，此话被发表后，差点儿丢了乌纱帽。）但默克尔是一名刻苦用功的学生，成绩优异。默克尔早年在滕普林工作，一位与她长期共事的政治助理追溯她的干劲，“她决定：‘你不鸟我对吧？那就让我带着武器干掉你，’”这位助理告诉我们，“而她说的武器是智慧、意志和权力。”

 

默克尔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物理学，并在柏林获得量子化学博士学位。1977年，23岁的安格拉嫁给了物理学家乌利齐·默克尔，但是这场结合很快以离婚告终，1981年两人分道扬镳。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行将消失的最后10年，她在东德科学院担任量子化学家，该机构位于柏林东南部、斯塔西兵营的对面，内部光线微弱，设施陈旧。她与人合著了一篇论文，标题为《氢氧根表面的振动特性：包含非简谐振动的非实证研究模型计算》。她是理论化学领域唯一的女性——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研究默克尔职业生涯的人们指出：科学思维习惯成就了她在政治上的成功。“在我能想到的任何既定情境中，她大概都是最好的分析家，”默克尔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她看着各种向量，推断着，然后说，‘我认为会这样发展。’”凭借以前所受的训练，即审视由质点及曲线构成的无形世界，默克尔学会了有条不紊地解决问题、画出对比图、演示场景、权衡风险并预测反应结果，然后，甚至在做出决定后，坐下来等一会儿，再采取行动。有一次，她讲述了一段童年故事：上游泳课时，她在跳水板上整整站了一节课，最终下课铃响了，才跳下去。

 

“她不是一个感情强烈的女人，”德国《时代周刊》副主编贝恩德·乌利齐说，“情感丰富会影响理智，她以科学家的眼光看待政治。”他称她是“一台学习机”。德国重新统一不久，执导过《铁皮鼓》及其他影片的沃尔克·施隆多夫认识了默克尔。“否定她之前必须三思——她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正确的，”他说。“一旦她有了主张，便胸有成竹，而我的想法则必须一改再改。”

 

默克尔住的公寓位于普伦茨劳贝格区，属于靠近市中心的波西米亚人聚居区。每天早上，她都会搭乘快速列车去东德科学院。这趟线路在很多路段与柏林墙平行，西德境内建筑的屋顶几乎触手可及。有时，默克尔会和同事迈克尔·申特海姆一同上下班。他告诉我，“每天从清早起就要面对这个城市荒唐的一面。”申特海姆觉得默克尔是理论化学领域最严谨的研究者，只是因为没有渠道接触西方期刊和科学家而心灰意冷。那时，每逢同事们离开办公大楼，站在从舍内菲尔德机场进入市内的道旁，欢迎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贵宾车队时，默克尔都站在后面。“她确实想有所成就，”申特海姆说，“其他人只想在这个国家走下坡路时占据有利地形。”

 

默克尔的人生新篇章始于1989年11月9日。那天是周四，她没有穿过刚刚开放的柏林墙加入狂喜的人潮，而是像往常每个周四晚上那样，和一个朋友去洗桑拿。之后，她与聚在波荷木街关卡的人群一同进入西德境内，却没像同行的其他人那样去逛高档商业区，而是直接回了家，因为明天要早起上班。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夜晚，她的行为和平常无异，被人讥笑为迂腐不堪、她缺少激情。但在此后的几个月，没有哪个东德人比默克尔呼吸了更多新鲜的自由空气。她的政治生涯中鲜有不能简化的原则，追求幸福的权力是少数例外之一。“她没有太多的情感流露，但自由和解放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这和成长经历有关。在她成长的那个社会，报纸要经过审查，书籍会被禁，旅行也是不允许的。”

 

柏林墙倒下一个月后，默克尔去了公寓附近一个政治团体的办公室,那家刚成立的组织名叫“民主觉醒”。“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她问。不久，该组织就安排她去安装西德政府捐赠的办公用电脑。1990年3月，“民主觉醒”的领导人沃尔夫冈·舒纳被爆向前东德国家安全局告密。在此后召开的该组织紧急会议上，和舒纳持不同政见的牧师莱纳·艾波曼当选为继任者。默克尔被要求去应付门外一群七嘴八舌的记者。她从容应对，表现得冷静又有信心。那年三月东德选举结束后艾波曼提议，让默克尔担任东德首位、也是最后一位民选总理洛塔尔·德迈齐尔的发言人。

 

“她很努力，这个词在德语里是懒惰的反义词，”艾博曼回忆道，“从不让自己抛头露面。她明白，必须在这里做一份工作，并且要做好，而不是当领导。洛塔尔·德迈齐尔才是头儿。”德迈齐尔已经有一位发言人，所以默克尔是副手。“所有的工作都是默克尔做的，上台展示的是首席新闻发言人，”艾波曼说。默克尔用这种方式赢得了德迈齐尔的信任，跟随他出访外国首都。德迈齐尔曾说默克尔看起来像“典型的东德科学家”，穿着“宽松的短裙和平底凉鞋，留着短发。”一次外事访问结束后，他叫办公室主任带默克尔去买衣服。

 

在默克尔不为人知的生活之中，决心进入政坛是一大谜团。她很少公开谈论自己，从未对这一决定作出解释。它不是长期的职业规划，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她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政体的突然崩溃，以及由此创造的机遇。但当那个重大时刻来临时，默克尔发现自己35岁左右依然独身，也没有孩子，就职于一家毫无前途的东德机构。像她这种有抱负的女士必定深知，德国获得新生后，政治将成为最具活力的领域。

 

实际上，统一意味着西德吞并东德，这就得让东德人出任政府高层职位。因为是女性，又年轻，默克尔成为特别有吸引力的人选。1990年10月，在两德统一后的第一个首都波恩，默克尔赢得了新一届德国国会的席位，并结识了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令默克尔惊讶的是，自己竟然被任命为妇女与青年部部长。她向一位记者坦承，自己对这份工作没有兴趣。她不是女权主义政治家，也没有将东德获得经济平等地位作为事业目标。她根本没有政治规划。驱使默克尔的是“她对权力无可挑剔的直觉，这是她作为政治家的一大特质。”

 

科尔当时是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他把默克尔当作新奇事物介绍给外国政要，用贬低的口气称她为“小女孩”，连信用卡也必须有人教她如何使用。内阁会议由科尔主导，默克尔开会时总是做好充分准备，却很少说话。但她在部里受到尊敬，因为她能高效地吸收信息，而且下属害怕她的直率和脾气。她得了个“安琪蛇”的绰号，还留下不太接受批评的名声。

 

1991年，摄影师何林德·科尔伯因为一项名为“权力的轨迹”的研究，开始为默克尔和其他德国政客拍摄照片。她的想法是，看看在公众的目光中生活了十年间，他们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大多数男士，例如1998年成为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格哈德·施罗德，还有成为他的外交部长的约施卡·费舍尔，似乎都有些自负。默克尔则保持不变，科尔伯告诉我，“她的肢体语言，有些许笨拙。”但她补充道，“一开始你就能感觉到她的力量。”在第一幅肖像中，她下巴略微降低，看着镜头——不仅仅是害羞，还有警惕。随后的照片显示出她日益增长的自信。会议期间，默克尔总是很忙，从不闲聊。“施罗德和费舍尔都很自负，”科尔伯说，“默克尔不是这样——她很平静。这对她有所帮助，因为如果你自负的话就会主观。如果不自负，则会更客观。”

 

民主政治是一种西德式的游戏，默克尔不得不学习如何有条不紊地玩转它，就像五岁时“小运动白痴”学习如何掌控身体。她成为十分勤奋的学生。不过，默尔克之所以能在德国政坛成为潜在的变革性人物，是因为事实上她不属于任何党派。她加入了与民主觉醒组织合并在一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但后者古板的家长制以南方天主教为大本营。“她在精神上从未成为基民盟的一部分，迄今为止。”《法兰克福汇报》的费尔德曼说，“她对政党的一切事务都是外行，政党只是她运行权力的工具，仅此而已。”

 

1911年11月，基民盟陷入竞选筹款丑闻，被指控拥有未经披露的现金捐款和秘密银行账户。科尔受到牵连，但科尔非常受人尊敬，政党中没有人敢指责他。已被升为秘书长的默克尔看到了机会。她打电话给卡尔·费尔德曼，“我想给你的报纸写一些评论，”她说。

 

“你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吗？”费尔德曼问。

 

“我已经写下来了。”

 

费尔德曼建议她不要接受访问，而是将观点公诸于众。五分钟后，他接到一份传真，内容令人瞠目结舌。作为基民盟的新生代人物，默克尔呼吁全党与其资深领袖划清界限。“基民盟现在必须学会行走，敢于在未来的战役中与政治对手展开交锋，撇开老战马——科尔经常自栩的称呼，”默克尔写道，“我们现在肩负着党的重任，决定如何迈入新时代，而不是要为赫尔穆特·科尔负责。”科尔的“小女孩”以一种融合了新教徒的正直与残忍的姿态，与她的政治恩师一刀两断。她孤注一掷，意欲取而代之。默克尔一举成功，短短几个月内当选为基民盟主席。

 

德国政坛正在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国家变得更加“正常”，不再需要专横跋扈的父辈人物充当领袖。“默克尔有幸生活在一个大男子主义没落的时代，”乌尔里希说，“男人们忽视的东西她尽收眼底，她不必和他们争权夺势，因为这个政坛以巧致胜，”乌尔里希补充道，“如果她能洞悉一切，那么也就清楚身边的那帮男人，并拿他们当早餐吃掉。”默克尔表面处于劣势，不苟言笑，政敌很容易忽略她所带来的威胁。“深藏不露是她成功的一个原因，”这位长期的政治伙伴说，“她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给每个人的心理造成一种‘我要照顾你’的感觉。”

 

2005年，施罗德要求提前大选，基民盟提名默克尔为总理候选人。在男性文化盛行的政坛，施罗德和菲舍尔地位超群。他们都是来自工薪阶层的街边斗士，对政治辩论和昂贵的红酒偏爱有加，加在一起总共有七位前妻。两人对默克尔不屑一顾，这种态度使他们自食恶果。根据《明镜周刊》记者德克·库尔布维特的说法，默克尔在联邦众议院发表讲话时，施罗德和菲舍尔有时候“像操场上的男生”一样大笑。

 

两个月后，默克尔宣誓就职，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

 

默克尔任职期间的最严峻挑战是欧元区危机，不仅使南欧诸国经济面临崩溃的威胁，还危及到欧元区的完整性。这场危机让默克尔坚信，远大愿景可能会很危险。科尔从历史角度出发，在没有政治联盟为依托的情况下，将德国和欧元捆绑在一起。“现在，欧元仿佛是一台来自地狱的机器，”这位高官说，“她仍然试图修好它。”

 

默克尔在危及期间的决策体现了一位政治家深思熟虑的特质，她更关注选民利益，而非历史地位。在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紧急关头，她没有急急忙忙将德国纳税人的钱变成援助基金，而且在2011年，她还阻止了一项由法、美提出的欧洲协调行动提案。依托制造业基地，以及在疲弱的欧元中受益匪浅、发展势头强劲的出口业，德国目前是欧洲最强经济体。在施罗德执政时期，德国已着手改革劳动力和福利政策，从而使国家更具竞争力。默克尔适逢其时，坐享其成。

 

危机期间，默克尔埋头于各种经济细节，拒接直面选民提出的问题（选民普遍认为希腊人穷奢极侈，好吃懒惰），即使这无异于拖延救助，即使在2011年底至2012年夏天的关键时刻，此举威胁到欧元本身。著名作家兼记者彼得·施耐德把默克尔比作在浓雾中驾驶的司机，“你目力所及只有5米，不是百米，因此最好小心谨慎，别讲太多，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绝对不要瞎猜乱想。”

 

最后，迫于其他欧盟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压力，默克尔同意欧洲中央银行回购希腊债券的计划，以阻止希腊主权债务违约，此举跟美联储对付金融危机的做法如出一辙。作为交换条件，南欧国家必须严格控制预算，并将本国央行交由欧盟监管。默克尔意识到，绝不能让欧元区危机颠覆欧洲统一大业，她断言，“如果欧元垮了，欧洲就崩溃。”欧元虽然得到拯救，但代价是毁灭性的紧缩政策和高失业率。

 

默克尔统一欧洲的承诺并非源于理想主义，而是源于对德国利益的关切，那是一种软性的民族主义情节，反映了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信心和实力。诚如亨利·基辛格所言，德国的历史问题“对欧洲而言太大，对世界来说太小”，欧洲只有同心协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库尔布维特说：“她需要欧洲，因为欧洲让德国更强大。虽很难解释，但的确如此。”

 

默克尔致力于统一欧洲并非出于理想主义，而是源于对德国利益的关切——一种柔软的民族主义情节，反映了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信心和实力。诚如亨利·基辛格所言，德国的历史问题“对欧洲而言太大，对世界来说太小”，欧洲只有同心协力才能解决它。库尔布维特说：“她需要欧洲，因为欧洲让德国更强大。虽难以解释，但的确如此。”

 

6月6日在诺曼底，危机爆发以来默克尔首次与普京会面，与奥巴马、奥朗德、卡默伦和乌克兰新当选总统佩特罗·波罗申科一起，出席诺曼底登陆日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照片显示，默克尔向普京问候时嘴脣缩拢、眉头紧皱，像个闷闷不乐的女主人，普京则表情僵硬，尽量用身体迎合。在权力的光芒照射下，她胜券在握。“政治孤立伤害了他，”她的高级助手说，“他不喜欢被人冷落。”（俄罗斯刚刚脱离了八国集团。）后来午餐前，默克尔精心安排普京和波罗申科进行简短会谈。在诺曼底登陆日纪念活动上，一切以德国领导人为中心。正如库尔布维特所说，“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战胜国济济一堂，战败国和需要为此负责的国家共处一室，真让人大吃一惊——她是领袖，人人都想和她说话！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她是默克尔——温文尔雅、和蔼可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马斯·曼暂时将《魔山》的写作放在一边，转而开始围绕德国和战争，撰写一系列令人惊异、充满激情的杂文。它们在1918年出版，恰逢停战前夕，结集为《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在文中，曼从民族性格和哲学两方面剖析了德国人发动的战争，并以一位艺术家的身份，将自己的“文化、心灵、自由、艺术”与德国联系在一起，反对法国和英国所推行的自由主义文明，在那里，知识总是被政治化。德国有着专制的、保守的和“非政治化的”传统，相对于欧洲浅薄的唯物主义民主而言，更加接近俄罗斯精神。战争代表了德国对西方长达一个世纪的反抗。

 

柏林有几个人认为，这本晦涩难懂、被人遗忘的书映射着默克尔统治下的德国。这个国家的和平统一与度过欧元危机所显示的实力，可能使德国回归比战后联邦共和国（当时的基本法是在美国的强大影响下制定的）更为古老的形象。“西德是个好的国家，”专栏作者乔治·迪兹对我说，“它年轻、性感、勇敢，是西方的——美国。但那也许只是表面的。德国将变得更加德国化，而非西方化。德国已经找到了本国的根基所在。”

 

迪兹并不是说这是一件好事，他的意思是德国正变得越来越不民主，因为德国人归根结底想要的是稳定、安全、经济增长——当别人盯着他们的钱时，最重要的是保持和平，让国家免于战争。眼下的总理正是他们想要的，“默克尔让政治问题尽量远离政治，”迪兹说。

 

60岁的默克尔是德国现代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家。受到新教优良传统和普鲁士正直信念的影响，平易近人成为她的政治标志。有一次在中东一家酒吧，她对一群记者说，“你们相信吗？我在这里，作为总理！我在做什么呢？小时候我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们想象着资本家穿着黑色长袍、戴高顶大礼帽、抽着雪茄、长着大脚板，像漫画一样。现在我在这里，他们必须听我的！”当然，需要在公众面前保持形象，“她小心翼翼，不要让人看出她的自负——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自负，”这名高级官员说。

 

默克尔还住在市中心的出租房里，隔着一条运河，与高大的佩加蒙新古典主义博物馆相对而居。黄铜门铃上有她丈夫的名字——“萨奥尔博士教授”——外面只有一位警察在站岗。在玻璃混凝土结构、宏伟的总统府里，默克尔拥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她的个子被衬得格外矮小。与施罗德安装在房间尽头的13英寸黑板相比，她更喜欢在门口的一张普通写字台上办公。“这个女人是个工作狂，”她的长期行政助理说，“睡觉不会超过五个小时，我凌晨一点叫醒她，起来看政治论文集，不看文学作品。”

 

默克尔在总理府用德国古法烹制的美食（土豆汤和卷心菜）招待客人。当她在最喜欢的意大利餐厅吃饭时，身边只有几位朋友，不必中断谈话，抬头向公众致意，而人们都懂得让她自行其是。当她的丈夫打电话订购爱乐乐团的门票（默克尔和萨奥尔都是音乐爱好者，酷爱瓦格纳和韦伯恩）并得到免费票时，他坚持提供自己的信用卡账户，而且，夫妻二人会坐在不起眼的位置。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在库弗斯坦达姆大街上默克尔常去的美发院里碰到了她，并坐在她旁边，她们聊起了头发。“对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是颜色，”总理给出了意见，她的发型已不再是调侃的对象。（来源/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