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十大德国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左迪（书评人） 

 

马克思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康德研究所、黑格尔研究所，而有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前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马克思被我们写进宪法。马克思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武器，是１９４９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对于中国人不仅仅是位哲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更是导师。戏剧性的是，马克思也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人。１９４９年以前很长的时间，马克思是官方扼杀限制的对象。１９４９年以后一段时间里，只有特定的人才能确立对于马克思思想解释的观点。今天，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作用又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一个简单的传播史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在这之前，马克思的大名和他的思想已经传入中国。按照现在的看法，１８９８年出版的由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翻译英国人克卜扑所著《社会主义史》，中译本名为《泰西民法志》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及其学说的著作。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写到“麦喀士，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读了日本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河上肇、山川均等人的著述，包括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值得一提的是同期的留日国民党人胡汉民（１９０４～１９０７年）、朱执信（１９０４～１９０６年）、戴季陶（１９０５～１９０９年）等也受日本国内研究社会主义的第二个高潮影响，回国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的文章，指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１９１８年２月，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坛。１９１９年５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１９２０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面向未来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思想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对这个国家的发展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为国家的重建、经济的富强、民族的团结等方面都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和支撑。不可否认，中国人在使用马克思思想的时候，走过弯路，比如把领袖崇拜当作民主、把命令经济当作计划经济、把教条主义当作真理、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忽视了对个体自由的关注、挂羊头卖狗肉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社会主义的中国曾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压力促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福利化改革和民主平等的探索。马克思带给中国社会最大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平等、族群的和谐共处。毛泽东思想可以看作中国人反馈给世界的财富，它无疑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虽然，在中国知道马克思的人很多，遗憾的是中国的学者对马克思有深刻理解的不多，更没有世界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国人要抓住契机，参与到发现新马克思主义的旅程中去。 

 

今天有一部分国家精英和小知识分子出于自己的身体性感受和自身得失利益的考量，处处贬低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受马克思的中国式副产品的影响非常之深，很难去除掉其印记。马克思是为了资本主义而生的，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下去，马克思的思想就会像闪灵一样不经意间在某个角落突现。是马克思警示着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社会为安全运行不断地修正其轨道。 

 

我相信，在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全面复兴的情况下，马克思的思想仍将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在社会经济环境中沉浮的意义，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群体在美式帝国的图景下生存和工作的境遇。 

 

 

 

海德格尔 

 

曾有过翻译《老子》的奇妙时光 

 

○赵成文（中国石油大学） 

 

１９９９年秋天，法国著名现象学家保罗·利科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在回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两位师徒的风格有何异同时，作为２０世纪现象学运动的见证者，博学而审慎的利科说道：“胡塞尔是工地，海德格尔是教堂。”当时在场的笔者，至今对此语留有深刻的印象。 

 

胡塞尔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自己的弟子海德格尔赞赏有加，他曾对后者说过：现象学运动——我和你。但是，正如利科的话语中向我们显现的，胡塞尔的工作是基础性的，有着浓厚的学院风格：严谨以至于刻板；而海德格尔则显得神秘、恢弘，伴随着激动人心的力量。这样两种迥异的风格也使得二者在汉语思想的接受史中产生不同的效应。与老师相比，似乎海德格尔与中国学人有着更明显的亲缘关系。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入口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悬挂着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此在（Ｄａｓｅｉｎ）”、“烦（Ｓｏｒｇｅ）”、“先行到死中去”、“语言是存在的家”等诸如此类海德格尔的行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超出了西学研究圈子，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界耳熟能详的话语。海德格尔研究也成为继黑格尔之后的中国西学研究中最大的“显学”。 

 

毋庸置疑，马丁·海德格尔是２０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早年于弗赖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追随现象学宗师胡塞尔研习现象学。１９２７年，海德格尔发表《存在与时间》，并由此迅速成为德国哲学界最耀眼的明星。作为自尼采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最激烈的批评者，海德格尔认为，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史恰恰是一部“存在”被遗忘的历史，因为自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大师均错把“存在者”当成了“存在”；因此，需要重新回到源头——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从而找回被遮蔽的“存在”。“此在”是追问、开启“存在”的原初基础。海德格尔后期通过对语言、技术以及诗歌与思想关系的追问，再度揭示“存在”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