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接班人：为何抛弃亲信而选择邓尼茨？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地下室的避弹室开枪自杀，自杀前一天，他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在这份遗嘱里，他选择了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为继承人，任命其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那么希特勒为什么抛弃了戈林和希姆莱等亲信而选择邓尼茨

　　震慑丘吉尔的“群狼之首”

　　1891年9月16日，卡尔·邓尼茨出生在柏林近郊的一个小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他担任潜艇艇长，1918年10月被英军俘虏。同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但1919年7月邓尼茨才被释放。他留在英国，直到1920年才返回德国，并再次加入德国海军。回国后，邓尼茨倾心研究潜艇战术，利用一战的经验并与外国合作，私下研究潜艇，训练潜艇人员，复苏德国潜艇力量。

　　二战开始后，邓尼茨成为德国潜艇部队指挥官。他发明了著名的“狼群战术”——也就是一艘潜艇发现敌方编队目标后，不是马上进行攻击，而是尾随目标跟踪，把敌舰的方位、速度、数量等情报用无线电通知位于法国的潜艇司令部，由潜艇司令部命令所有在目标附近的德国潜艇赶去，利用数量上的优势群而攻之，得手后迅速分散撤离。“狼群战术”与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并称为纳粹德国军队的海陆两大“法宝”。

　　邓尼茨“狼群战术”猎杀的第一个目标是英国“雅典娜”号客轮。1938年9月，“雅典娜”号客轮悠闲地行驶在大西洋上，船上的旅客正沉浸在平静而安逸的旅行中。突然，他们听到了几声巨响，并感到了强烈震荡。刹那间，客轮上油烟滚滚，海水涌进了船舱。几分钟后，“雅典娜”号客轮开始下沉并最终葬身海底。此后几年，盟国的大型运输船队屡有同样遭遇，而罪魁祸首正是德国海军的“狼群战术”。

　　“狼群战术”的实质是集中弱小舰艇的合力来摧毁重型舰艇，行动中一般要派出数艘舰艇在海上进行游猎，一般都在夜间攻击，并有一艘“狼头”舰来指挥“群狼”的统一行动。通常的做法是，当发现目标时，各舰艇便从对方护卫舰队的间隙或侧翼隐蔽地穿过去，躲过其火力打击屏障，向目标靠近。白天，各舰艇在四面八方占领有利攻击阵位，隐蔽在水下，夜间突然升出水面，同时向目标发射鱼雷。“狼群战术”因此而得名。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用来形容“狼群战术”的诞生真是再贴切不过了。首创“狼群战术”的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U-68号潜艇的艇长。他经历了德国海军“无限制潜艇战”的失败，切身体会到“用潜艇在白天公开与大型舰队作战”的战法已经落伍了，应当尝试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邓尼茨终于得到了一次试验新战术的机会。他指挥U-68号潜艇在夜间突然穿过英海军的护卫警戒圈，凶猛地接近商船，用鱼雷将其击沉。当英军护卫舰队闻声赶来救援时，邓尼茨已指挥U-68号潜艇迅速下潜，可潜艇偏偏出了故障。最后他只好弃艇逃生。不过，这次没有完全成功的行动却成了“狼群战术”的萌芽。

　　二战爆发前，邓尼茨潜心研究一战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了自己独创的“狼群战术”。二战伊始，邓尼茨便率领德国海军以“狼群战术”称霸大西洋，致使盟军商船遭受巨大损失，后勤补给线遭到严重破坏。邓尼茨也因为“狼群战术”的成功而成为希特勒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在整个作战期间，邓尼茨对每一艘潜艇都实施严格控制，只有在开始攻击时才让他的艇长们自由发挥，但何时攻击则由他来决定，并要求严格执行。德军运用这一战术，到1943年5月，让盟军损失了2491艘舰船，丘吉尔称:“在战争中，我唯一担忧的就是潜艇的威胁。对我来说，这方面的战斗，要比英伦本岛的空中决战更加令人担心。”

　　赫赫的战功让邓尼茨官运亨通，1943年1月，邓尼茨接替埃里希雷德尔担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

 

　　而就在他接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几个月后，大西洋之战就不得不收场了。他的潜艇再也不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了。到这时，邓尼茨的潜艇每一次出击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在1943年9月和10月，邓尼茨仅仅击沉了盟军在大西洋上航行的2400多艘商船中的9艘，而自己的潜艇却被盟国护航舰队击沉325艘。这使邓尼茨不得不放弃了大群机动潜艇的作战方式，放弃了“狼群战术”，而改为以单艇游猎为主的战法。但这也没有改变德国海军的命运。在1944年的头三个月中，盟国横渡北大西洋的3360艘商船中只有3艘被击沉，而邓尼茨却损失了36艘潜艇。鉴于这种情况，邓尼茨只好干脆下令取消了对盟国护航船队的袭击。

　　随着军事形势的较大变化，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作出了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且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也已经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战败，就要听凭战胜国的任意摆布。对此，邓尼茨心里非常清楚。他早就深深感到德国在这场战中军事上已无法打赢了。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如隆美尔，曾积极建议德国应与西方缔结和约。但是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和约是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他本人也没有其他办法，也许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死拼到底。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一股反希特勒的严重情绪，从而最终导致了7月20日事件。

　　1944年7月20日12点30分，在希特勒大本营“狼穴”会议室，纳粹头目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正在最高统帅部的例行军事会议上全神贯注地听取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长汇报苏德战场的情况。此时，奉召到“狼穴”向希特勒汇报情况的后备部队参谋长施陶芬贝格乘人不备，把一个皮箱悄悄地放到会议桌下离希特勒大约不到两米远的地方，随后，借口要给柏林打个重要电话，走出了会议室。12分钟后，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会议室立刻被尘烟吞没，人们乱作一团，尽管爆炸使希特勒头顶冒烟、两腿灼伤、耳膜震坏，但他侥幸地保住了性命。这一幕就是震惊一时的“7·20刺杀希特勒事件”。

　　1944年7月20日中午，邓尼茨正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突然他接到了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打来的电话。福斯中将说，让邓尼茨火速赶到大本营去。当时福斯中将只对邓尼茨说情况紧急，没说是什么事情。当天傍晚，邓尼茨赶到了大本营，福斯和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冯普特卡默尔海军少将告诉他说，后备陆军的几个总参勤务官行刺希特勒。邓尼茨对这次事情一无所知，因此，感到特别的惊讶和不理解，他不理解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军官们会竟然出现这种事。

　　当时的德国处境就像个被围困的要塞，急需付出巨大代价去抵御外来之敌，而要塞内部的斗争无论如何总会干扰和削弱对外作战，甚至可能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随之导致失败。作为一名军队高级指挥官，邓尼茨谈到了对这次事件的认识并公开表示反对此件事。他说，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犯罪的。但是，用什么方式去反对，邓尼茨本人也说不清楚，仅有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位担任要职的军人，他的责任重大，特别是战争时期，而德国却又正处在这样极为不利的战争阶段。

　　在1944年7月20日事件发生后，作为一个军种总司令的邓尼茨对自己的军种内部采取了行动，以表现他对这次事件的明确态度。就在7月20日当晚他就采取了相应的行动，20日晚他对海军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这次谋刺行动，他认为德甲军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抵御外来之敌。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他果断下令逮捕海军中的每一个动摇者。他认为，为进行这场战争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被选为继承人，邓尼茨很意外

　　1945年4月20日，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北方部队和民防司令。他在苏军包围柏林的前夕，于4月22日前往荷尔施泰因地区的普伦。

　　4月23日，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戈林在贝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希望希特勒能够授权他掌管国家一切事务，并建议与盟军进行谈判。希特勒恼羞成怒，将之此视为最严重的叛国罪，决定解除戈林的一切职务。在得到这个消息后，邓尼茨明白，戈林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4月30日，邓尼茨收到了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快而果断地处理所有叛逆者。”署名者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

　　当时，邓尼茨手中的海军因为运输任务都被派出海了，连海军陆战部队也被派去支援陆军作战，他完全没有实力去对付手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希姆莱，“处理”希姆莱简直是天方夜谭。邓尼茨要求与希姆莱见面，先了解希姆莱的想法。当天，两人在一个警察营房里会面，希姆莱似乎已经以新任帝国元首自居，矢口否认自己通过瑞典向盟军投降，两人友好地分手。直到战后，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姆莱骗了。

　　1945年4月30日当晚6点，邓尼茨回到普伦自己的驻地，副官又拿给他一封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遗嘱电报，内容是这样的：“邓尼茨海军元帅：领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署名者还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

　　对于这个任命，邓尼茨感到非常意外，从1944年7月20日以来他仅在公众场合与希特勒谈过话。希特勒从来没有向邓尼茨暗示过考虑让他做继承人。邓尼茨也从未从其他方面得到这方面的暗示。在邓尼茨看来，没有任何一个纳粹首脑人物会猜到这一点。虽然大家都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但希姆莱却在四处活动，企图代替戈林的位置。

　　不过，邓尼茨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当时他以为，希特勒是想要一个军人来统一领导，结束混乱，然后无条件投降。

　　邓尼茨授权，德国无条件投降

　　此时，对邓尼茨这个新领袖的权威最具挑战的是希姆莱。希姆莱掌握着警察、党卫队、盖世太保等权力工具，邓尼茨则除了在军队的威望以外，什么都没有。希姆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邓尼茨的领导吗邓尼茨心里也没谱。邓尼茨让副官给希姆莱打电话，请希姆莱到普伦来一趟。希姆莱在电话里拒绝了副官的邀请，邓尼茨亲自给希姆莱打电话，希姆莱答应了。

　　1945年4月30日晚上12点，希姆莱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普伦，邓尼茨的副官接待了随从们。海军司令和盖世太保头子在办公室里单独见面。邓尼茨递给希姆莱一把椅子，自己则在写字台后坐下来。事先，邓尼茨在写字台上放了一把打开保险的手枪，上面用纸盖着，随时准备开枪射击，以应对希姆莱面对希特勒遗嘱可能爆发的过激反应。

　　邓尼茨把电报递给希姆莱，并注视着希姆莱的表情。希姆莱震惊不已，并且露出惊慌的神色，脸色变得煞白。读完电报后，希姆莱起身鞠了个躬，对邓尼茨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邓尼茨告诉他，办不到，自己用不着他。

　　在明白了邓尼茨的意思后，希姆莱在凌晨1点告辞。邓尼茨松了一口气，不管希姆莱背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举动，起码两人没有当场翻脸。

 

　　1945年5月1日早晨，邓尼茨又收到马丁·鲍曼的电报，电报说：“遗嘱已生效。”邓尼茨通过这句话推断希特勒已经身亡，当时他还不相信希特勒会自杀，以为希特勒是在柏林保卫战阵亡了。

　　在希特勒的遗嘱上，邓尼茨的身份是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是政府总理，由于戈培尔在5月1日自杀，邓尼茨成为行将崩溃的第三帝国唯一的代表。他希望和西方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但遭到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拒绝。

　　邓尼茨在第三帝国即将灭亡之际，于弗伦斯堡成立另一新政府，以取代纳粹党政权，企图与盟军谈和。由邓尼茨担任联邦大总统，值得注意的是，此职位与希特勒的帝国元首并不相同;什未林·冯·克罗西克担任首相和内阁主席;希姆莱担任内务部长，后于5月6日被解职。弗伦斯堡政府位于西方盟军的占领区附近，主要内阁人员也被英军所俘虏。1945年5月7日，邓尼茨授权弗里德堡、凯特尔、史托普三名来自海陆空三军的将领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希特勒看中他的忠心

　　本来，按照丘吉尔的意思，邓尼茨这个新总统和他组建的临时政府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苏联人对此不满。1945年5月23日，邓尼茨和临时政府的成员们被逮捕，一位美国将军问邓尼茨还有什么话要说，邓尼茨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1945年冬，在牢房里接受审判的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特勒选为继承人是纳粹军备、军需及军火部部长施佩尔的推荐。那是在4月23日，施佩尔从德国北部飞往柏林，向希特勒告别，当时，希特勒正在起草遗嘱，施佩尔推荐了邓尼茨为接班人。

　　纵观当时树倒猢狲散的第三帝国，除了邓尼茨，希特勒再也挑不出别的继承者了。戈林和希姆莱与盟军私下接触，在希特勒看来是严重的背叛;宣传部长戈培尔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都是文人，没有统率军队的能力。和邓尼茨猜想的不同，希特勒是想让德国继续战斗。陆军将领们一向和希特勒不和，又不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而邓尼茨，有威望、有能力、没有参与此前的政治斗争，最重要的一点是——忠心。证明邓尼茨忠心的例子有很多，他的两个儿子作为海军军官都在二战中阵亡。尽管他实质上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但是1944年1月30日希特勒曾送他一枚金质纳粹党章，因此他认为自己是纳粹荣誉党员。

　　在纽伦堡审判中，邓尼茨被判处10年监禁，在西柏林的施潘道监狱服刑期间，邓尼茨被人描述为“毫不后悔，满怀憎恨地做着体操和阅读书籍”。英国记者评论道：“海军元帅邓尼茨一直没有后悔的表现，他仍然是施潘道最危险的人物。”

　　1956年10月1日，邓尼茨被释放，居住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村子里。1980年12月24日，邓尼茨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是纳粹德国27名元帅中最后一个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