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欧洲的当务之急

2020年注定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肆虐，中美博弈加剧，欧盟也重新审视对华关系，提出“制度性竞争对手”的概念。这一切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中德如何进一步求同存异，凝聚共识，确保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带着这些问题，人民网专访了前总理施罗德。

施罗德强调，在国际政局急速变革之际，欧洲必须认真考虑更加紧密地与中国合作。“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市场，此乃当务之急。”


以下为专访摘录：

人民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称，欧中关系既具有战略重要性，也最具挑战性，欧盟将中国定位为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德国也于当月制定了新的《亚太政策指导方针》，称中国将从德国最大的战略伙伴变为政治对手和竞争者。您如何看待欧盟和德国对中国的新战略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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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我们正身处于一个国际政局急速变革、多边主义遭到弱化的时代。但越是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越需要合作而非对抗。只有合作，我们才能应对诸如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美国现任政府选择了一条对抗中国的路线，对此，我建议德国和欧洲应当尽力避免卷入其中。数十年来，我们与中国保持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正将其潜能转化为发展的力量，这其实并不令人感到多么意外，中国的发展为很多国家带来了许多机会。

人民网：面对新冠疫情，您认为中德、中欧应当如何进一步加强抗疫合作，推进经济复苏？正在加快推进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有何重要意义？

施罗德：加强合作意义重大，中欧双方达成相关协议也是理所应当。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欧洲和中国建立了非常成功的经济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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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美关系明显恶化的情况下，欧洲必须认真考虑更加紧密地与中国合作。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市场，此乃当务之急。

德国工业正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中受益，然而，反观中国在德国的投资现状，特别是中等规模投资，情况颇值得思考。我认为，两国之间不仅要有商品交换，还要进行资本融通。我们不应该惧怕中国投资者，相反，他们对德国经济颇有裨益。当然，在吸纳基础设施投资时要考虑各种安全问题，但也不应以此为由设置无法逾越的障碍。我认为，德国政府在使用中国5G技术方面已经做出了合理的权衡。

人民网：默克尔将于明年卸任德国总理一职。默克尔执政期间曾12次访问中国，说明她十分重视对华关系。您认为默克尔总理卸任后，德国对华政策是否将发生改变？

施罗德：我相信，此次政府首脑变换将如同往常一样平稳进行。无论新内阁是如何组成的，我也不担心德国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改变。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联邦德国的悠久传统。我坚信新的联邦总理也会继续保持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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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面对民粹主义抬头、难民问题未解、疫情反弹、英国脱欧等状况，德国如何继续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德国在欧盟中扮演的角色是否会发生变化？

施罗德：从经济角度看，德国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冲击。政府出台了多种经济刺激计划，特别是针对个人需求下滑的问题，采用信贷手段大力提振需求，以弥补内需不足。然而我们更应该思考，暂时性的经济刺激计划过后，德国应当何去何从。我们需要制定一项未来计划以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并确保德国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的地位。这也是一个值得从欧洲的角度去考量的问题。德国自1990年统一以来在欧盟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德国和法国同为欧盟的引领者，人们也有理由期待我们切实履行相应的责任。我认为，这意味着德国应在提升欧盟影响力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欧盟需要更加独立于美国，尤其是在数字技术领域以及国防和安全政策。 www.deguow.com 德国中文网

人民网：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您如何评价中国在这期间取得的发展成就？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在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前景？欧洲和德国应如何因应中国的发展，共享机遇？

施罗德：42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经济发展来看，中国都如此重要，必须承担超乎寻常的全球角色。现在如此，未来亦如此。我确信，中国的崛起之势在未来几年还会持续下去。这关系到一个重要问题，即重回国际关系中的多边主义道路以及寻找应对重大国际挑战的共同解决方案。实力的提升意味着中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是我对中国之治的期望。

人民网：您在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和联邦总理期间曾多次访问中国。哪些经历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未来您在促进德中友好合作方面有何打算？ 本文来自 德国中文网 www.deguow.com

施罗德：我在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时，曾于90年代中期首次访问中国。当时仅有北京、上海这么几个大城市，确实能感受到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随后，这种状况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发生改变。

2001年，我们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4年，我领导的联邦政府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着眼于扩大双边各领域合作。我任职期间做出的另外一项重要决定是在2000年与中国建立了“中德法治国家对话”机制，旨在加强法律领域合作，开展法治国家建设对话。

我目前仍和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年我都争取访问中国一到两次，以了解这个国家发生的变化，并且与企业家、政治家和科学家进行交流。我还是中投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提供建议。我认为，加强德中两国之间的对话非常重要，这不仅适用于政治层面，也适用于民间交流。只有携手合作，才能战胜疫情。我们要尽快战胜新冠疫情，让双边交流和人员往来回到正常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