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再度扩军折射国防与安全政策转型

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日前宣布扩军计划：将增加5000名现役军人、500名预备役军人和1000名文职人员，力争2024年前总兵力达到19.8万人。这距2016年5月正式放弃自两德统一以来实行的军力收缩政策，首次宣布扩军11400人以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两度扩军折射出当下德国乃至欧洲所面临的安全局势剧变，更标志着其国防与安全政策加快推进“军事克制”向“积极有为”转型。

 

德国转变国防与安全政策有着深刻的背景。首先，是德国谋求大国地位的强国雄心。出于历史原因，二战后德国的国防和安全政策长期奉行“克制文化”。德国民众也普遍安于保持现状，希望德国避免承担过多的国际军事责任，在国际政治中保持低调以避免影响其经济利益，尤其反对参与海外军事行动。2008年金融危机后，德国经济在欧盟“一枝独秀”，特别是在英国脱欧和法国衰弱的背景下，德国被历史性地推向欧洲的前台。德国防长冯德莱恩在第5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德国已准备好通过合作在国际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

 

其次，是德国周边安全环境剧变的客观需要。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造成北约与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始于2014年的难民危机席卷欧洲，德国更是接纳了100多万难民。2016年7月以来德国频遭恐怖袭击，成为欧洲恐怖袭击的“新灾区”。面对欧洲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安全挑战，美国和欧洲盟友希望德国能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再次，是德国国防军能力不足的倒逼。冷战后，德国军费连续十多年下降，此后十多年又一直在低位徘徊。2016年德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不到1.2%。当前，德国国防军既要在爱琴海上追踪偷渡集团的船只，在地中海搜救难民，又要参加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培训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和利比亚国民军，还要配合北约在中东欧增兵。受制于军费紧张，德国国防军不仅严重兵员不足，许多现役装备则因老化和维护保养不善而故障不断。2014年夏，德国空军超过一半的“台风”战斗机无法出动，31架“虎”式直升机只有10架能随时投入作战，陆军装甲车可用率仅为40%。

 

最后，是对美国敦促欧洲盟国承担更多军费开支的回应。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多次要求欧洲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义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抛出“北约过时论”，指责北约其他成员国防务“啃老”，以“跨大西洋联盟”为特征的美欧关系进入多事之秋。按照2014年北约峰会达成的协议，北约成员国的军费不得低于GDP的2%。美国防长马蒂斯在北约防长会议上敦促盟国兑现承诺。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对自己承担的义务有清晰认识，将“采取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

 

 

 

在德国宣布再度扩军的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作出回应：“为应对北约将俄罗斯视为威胁，并在靠近其边境地区增加部署军力，俄军将强化军备建设和军事训练。”由此看来，在北约与俄罗斯不断强化中东欧军事部署的背景下，德国当下“积极有为”的国防与安全政策，或将进一步恶化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并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无益于中东欧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同时，受制于国内民意和国外因素，德国“强军经武”的国防与安全政策能走多远还存在变数。德国强烈的反军国主义文化，使得德国民众长期坐享“和平红利”，国防观念淡漠，严重缺乏重振国防的动力。由于2011年德国取消了义务兵役制，而当下德国人口长期负增长且就业形势良好，国防部完成扩军目标存在不小的困难。如果德国军费达到GDP的2%，德国政府很可能将面对国内民众的反对浪潮。同时出于历史原因，欧洲国家对德国重整军力的警惕和恐惧将会重新泛起。

 

由此观之，在欧洲重重危机之下，德国正在改变战略文化中的“军事克制”传统。不过德国的国防与安全政策能否在挑战和质疑声中进一步突破军力运用的限制，发挥更为积极重大的领导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