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姆河战役100周年：英法联军如何对抗德军

《萨里郡团投入比赛》，《伦敦绘图新闻》，1916年7月27日刊（图中右上角说明文字有误，战斗发生于蒙托邦，而非孔塔尔梅松[Contalmaison]）。

 

内维尔上尉的足球

攻击信号发出后，内维尔将球大脚开向德军防线，展开“足球冲锋”。曼彻斯特郡团第22营则要攻打蒙托邦西南侧的马梅斯（Mametz），它的士兵同样也想到了足球运动，便以善意的口吻相互宽慰：“只是一小段路，也就特拉福德（Trafford）球场那么长。”应当承认，这一比拟偏差并不大，在马梅斯一带，两军间的无人区宽度大多仅有200米左右。

事与愿违，内维尔上尉在距离英军战线不到20米处当场战死，后续官兵前赴后继地大脚开球，据各营作战日志记载，东萨里郡团第8营当天死伤高达538人，曼彻斯特郡团第22营也损失了490名官兵，但英军最终还是突入巴伐利亚人的战壕，从中寻回征尘满身的足球——在灾难性的索姆河会战首日，蒙托邦战斗已是英军最为成功的表现。

灾难缘何而起

提到百年前的索姆河会战，对一战稍有了解的人们都会想到发生于会战首日、亦即1916年7月1日的惨烈战况：仅仅一天时间内，英国军队就有19240人战死、35493人受伤、2152人失踪、585人确认被俘——总损失57470人，无人区对面的德军则损失8000人左右。冷冰冰的数字本身便足以表明战争惨状。纵然英军在近千年中经历过诸多惨败，索姆河的第一天都毫无悬念地以“灾难”、“屠戮”、“哀歌”乃至“不列颠军事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载入史册。在今年的7月1日，英国全境从早晨7时28分默哀至7时30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天对英军而言糟糕透顶，它却并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血腥的一天：1914年8月22日，法德两军曾发生各自折损5万和3万的恶战。对严重缺乏实战经验的庞大军队而言，首场严峻考验总会造成极端可怕的后果，在法、德两国经历现代战争的屠戮将近两年后，英国的“基钦纳新军”（Kitchener’s Army）最终于索姆河北岸迎来了他们的“大考”，日后，潘兴的美国远征军也将在默兹-阿戈讷（Meuse-Argonne）头破血流。

 

电影《索姆河会战》（The Battle of the Somme）中的摆拍照片，摄于英军第三集团军迫击炮学校。

坐在书斋中的人或许可以平静对待这些毛骨悚然的数字，但对身涉其中的英国人而言，这样无异于屠戮的战争必然需要责任人乃至替罪羊。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黑格（Haig）、第四集团军司令罗林森（Rawlinson）、第三集团军司令艾伦比（Allenby）等一干高级将领迅速沦为国内政坛攻讦目标。第38师师长、政治将军菲利普斯（Philipps）惨遭解职，大批旅、营级指挥官被迫换岗，就连普通士兵和后方工人也难以逃脱责难，前者被上级冠以“缺乏进攻精神”（第46师）、“有违我军传统……表现三心二意”乃至“训练低劣”（第38师），后者则为高到离谱的大口径炮弹哑弹率背上了黑锅。

随着时代的变迁，英国人对索姆河的看法也不断发生纷繁复杂的变迁，军人、政客、学者、诗人展开了一场场“记忆争夺战”。在两次大战之间，高官们在回忆录中以极具党派偏见的粗疏话语描述战火，军方人物则致力于以军事行动细节证明己方武功赫赫。一方面，以丘吉尔为例，他早在1916年便作为后座议员猛烈抨击英军作战方式，为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竟在他大名鼎鼎的《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中译本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将德军损失压得低于官史。另一方面，撰写一战英军官史的埃德蒙兹（Edmonds）又竭力将德军损失夸张到66-68万之多，声称整个索姆河会战期间德军损失要多于英法联军，其后辈则干脆将丘吉尔书中德军整条西线的损失统统挂在索姆河账上。

参战下层官兵的回忆录起初尽管数目众多，却游离于主流叙事之外，直至20年代末期，当经济萧条到来、战争阴云重现之际，人们开始关注这些战争的受难者，关于索姆河会战的剧烈争议则从那时一直回荡到今日。在60年代，随着电视历史节目的出现，“第一位英国电视历史学家”A. J. P. 泰勒（A. J. P. Taylor）的观点风行一时：“勇敢而无助的士兵、笨拙却倔强的将军，一事无成……”大约与此同时，英国的一战将领们在保守党议员、史学家艾伦·克拉克（Alan Clark）笔下背上了“蠢驴”（The Donkeys）的骂名，此说不胫而走，一时成为主流。进入90年代，帕迪·格里菲思（Paddy Griffith）提出颇有说服力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理论，认为英军在战争中不断进步，将领也并非全然顽固——事实证明，黑格与罗林森固然需要为索姆河惨剧承担相当责任，却也能够摘取两年后亚眠会战的桂冠。其后，学界的关注点更为具体，开始探究旅、营等单位的战术演进，争论这样的“学习代价”是否值得。

并非独角戏的索姆河

黑格将军写于7月1日中午的一封信件日后使其备受责难：

进展顺利。我对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颇有期望……铁丝网被破坏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彻底，炮兵的轰击正在有条不紊地持续进行……

这样过于乐观的描述自然与英军战况不相符合，这也反映出当时糟糕的通讯条件导致总司令都难以及时掌握一线战况。不过，黑格在同一封信中还提到了“法国人已经在谈论莱茵河”，平心而论，若以书信中的上述段落描绘7月1日的法军进展，却是相当契合实际状况：福煦（Foch）麾下的法军以仅相当于英军十分之一的代价便突入德军防线，率先取得了战术突破。

长久以来，英语世界大多对占据索姆河战场“半壁江山”的法军惜墨如金，英国的历史著作多数仅仅提及法军起初进展顺利，即便丘吉尔曾在书中表示“法军与德军的损失比例并没有（我军）那么悬殊”，他也不忘（错误地）强调这是因为“杀戮的主要负担由英国人承受”。事实上，在索姆河首日的战斗中，德军共将10个步兵师投入一线，英法两军各自需要面对其中5个。

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索姆河两岸的法德战线，便会发现截然不同的景象。在战前一周的炮火准备中，法军在长达18公里的战线上部署了整整598门15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辅之以空中侦察优势，全面压制了德军重炮，与此相比，英军如撒胡椒般部署火炮，纵然向友军求借若干，其重炮密度也仅有法军的四分之一。而在步兵战术方面，两军亦有显著区别，德军中校阿尔布雷希特·冯·施托施（Albrecht von Stosch）日后写道：

和我们一样，法军以尽可能小的单位展开战斗。英军以密集阵型发起进攻，愿意让毫无经验的新团蒙受惨重损失……比起英军，法军士兵训练得更完备，作战技能也更好。当他们折损指挥官时，也能表现得更为独立，因为他们更好地掌握着战术态势。

无独有偶，法军前线部队在七月的书信也多有抱怨：

他们（英军）不过是阅兵场上的军人。要是等他们替我们干掉德国鬼子（boches），那可得等很久咯。

我不能确定英军是否在前进，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前进，他们也进展缓慢。

自然，英军终究是前来助战的盟友，当他们在战斗中不断学习，于7月14日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战绩后，法军的看法自然也有所转变：

谁会在战争开始时认为英军能够给予我们巨大帮助，并且发起攻势呢？事实是，他们上手得还不错。

显然，我们的推进优于他们，然而，他们只是起步者。

在索姆河蹒跚学步的英军最终于1917年下半年成为协约国军队的决胜主力，然而，在此之前，法军需要以血的代价教导盟友、分担敌军压力。

与年初的凡尔登一样，在战线岌岌可危之际，防守方调来了大批生力军，至少15个德国师在10天内投入战斗。英法两军则协调不佳，将战术突破转化为战略突破的机会就此葬送。鉴于英军委实难当大任，法军只得一再增兵，九月初，英军开始与法军轮流主攻，待到索姆河会战结束时，联军兵力已经以法军居多。

在漫长的索姆河会战中，法军以仅相当于英军一半的伤亡，取得了略多于英军的战果，给德军造成了大于己方的损失。这或许可说是出色的战术表现，然而，20余万人的损失却只换来有限的战果，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这不免给军队士气和将领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霞飞、福煦均被明升暗降，部队拒绝进攻的事件也零星发生，这些都给1917年的“大兵变”埋下了不详伏笔。

 

法军正与索姆河流域的泥浆斗争，在1916年秋冬，法军备受泥泞困扰。

堑壕的另一侧

相比于协约国军队的鲜活形象，堑壕对面的“匈奴人”（Huns）、“德国鬼子”形象似乎要单薄得多，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他们似乎是“人形马克沁机枪发射器”，是不知疲倦的盲目扫射者（事实上，给英军造成最大损害的是德军火炮而非机枪）：一挺马克沁机枪的20000发子弹射击数量似乎彻底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德军士兵同样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同样受困于艰苦的战地环境与未能充分意识到战术变迁的上级。

索姆河战场在1916年7月前堪称相对平静，德军得以利用这段时间构筑了庞大而坚固的工事，其中绝大多数都经受住了考验，但在英法联军长达一周的炮火准备中，仍有不少工事垮塌，将近7000人因此伤亡。阿道夫·施佩曼（Adolf Spemann）中尉便在6月27日的日记中感慨：“步兵阵地被彻底塞满了，障碍物也给扫平了，掩蔽所也塌掉了……”

 

反击中的德军，摆拍于1916年6月。

或许对一些人而言，协约国军队的进攻较之坐等炮击是解脱，但防御同样意味着苦战，德军墨守着不失寸土的旧规，“一旦丢失阵地就要即刻发起反击，哪怕战至最后一人”，面对英法军队的推进，德军发起了难以计数的局部反击——仅英军方面的不完全统计就高达330次。在这样的血腥拉锯战中，一名德军参谋最终慨叹：“索姆河是德国野战军的泥泞墓地！”

正如足球一样，索姆河会战也是多面的，会战第一天的英军惨状或许是它最令人瞩目的部分，可随着探究的深入，读者将会看到更多同样发人深省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