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苏俄娃娃＂是对德国最凶残复仇?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胜利很难不让人想起在一张张黑白照片中浮现出的景象——或是美苏士兵在易北河残桥上的握手；或是红军将苏联国旗插在柏林国会大厦顶楼的时刻；或是载歌载舞、欢庆着胜利的一张张兴奋而喜悦的普通面孔。这些瞬间哪怕不乏摆拍的嫌疑，甚至存在种种争议，但我们的确深深铭记住了那来之不易的胜利，为多年来饱受战火蹂躏的民众感到欣喜和感动。然而，二战后的欧洲真的充斥着喜悦与希望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在二战后的欧洲所发生的一切并不似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般美好。在战后的几年里，民众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同战争尾声时如出一辙的物资极度匮乏，更有被盟军以及苏军羞辱、强奸甚至虐杀的恐惧，以及内心深处因为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而对自我认同的缺失。
可有人不禁会问：了解战后的德国意义何在呢？毕竟他们作为可耻的侵略者，其战后所经历的一切难道不是自食其果吗？诚然，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无可辩驳，以奥斯维辛为首的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一切对人性的泯灭，让德国人后来所经历的一切似乎不值得任何同情。但是一个发狂的群体正是由一个个在强权面前不得不放弃良知的个体组成的——正如苏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惨剧，以及在其他集权国家中发生的许多类似事件一样。民众所遭受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绝非善与恶、是与非的简单判断，而是值得深思的普世现象，而二战后德国民众面临的种种境遇，正是反映出种族主义与现实政治（realpolitik）影响的一面镜子。
得益于德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侵略和对犹太人的驱逐，1941年时非犹太德国的生活水平处在欧洲巅峰，也正是因为物质基础充足，在二战初期德国人才得以横扫欧洲。彼时德国国民每日人均摄入热量有2445卡路里之多，然而战后他们的生活俨然是另一幅景象，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不久，苏占区的德国普通民众每人每天在如果能分到600卡路里热量的食品便已经算走运，在美占区这一数字也仅仅有860卡路里，这点热量甚至远低于一个正常人维持健康的基本标准，因此人们愿意为一点食物出卖自己的尊严。
在这几年期间，战争带来的影响还远未退去，极度的物资短缺使不择手段的求生成为民众的头等大事，他们已经对犯罪与死亡感到麻木，仅仅能够活下去就已经十分幸运。但是战争所留下的残垣断壁和物质匮乏绝非战后德国社会的全貌，还有复仇气焰正盛的盟军部队给德国人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混乱与苦难。
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书》的签订仅仅宣告着战争的终结，而这绝不意味着受害国人民对德国的复仇也随之结束。相反，复仇才刚刚开始。不难理解，祖国饱受摧残的苏联红军会如柏林一名苏军高级军官所说，“从凌辱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的女人当中获得些许满足”，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自己眼下对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远不及当年德国人给他们的家乡和父老乡亲带来的苦难来的深远。
普遍的强奸现象导致的结果是1945-1946年间约有20万“俄国娃娃”在德国苏占区出生，这其中还不包括堕胎或是母子双亡的数据统计。苏联红军的性放纵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苏联官方宣传的影响，士兵们被鼓励对德国女人为所欲为。然而反观美国大兵，他们虽然受到美军杂志远离德国女性以避免性病的警告，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并没好到哪去。据统计有近19万德国妇女在战后遭到了美军士兵的强暴，尽管这一数据被一些学者质疑，但就连这些学者也承认，美军强暴这一现象并非个例，并且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然而没有得到重视的不仅仅是强奸，还有更加恶劣的杀人暴行。这些行为甚至一度被官方所鼓励并支持，苏联犹太作家、新闻记者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曾说过：“如果你杀了一个德国人，那就再杀一个……不要计算你去了多少天或是走了多少路，算算你杀了多少德国人。”尽管在红军强渡奥德之前，苏军已经停止了如上述一般鼓动屠杀德国人的宣传，部分苏联军官也为恢复解放区秩序和德国民众安全做出了一定努力，但他们的克制不会受到感谢，那些疯狂的杀戮与强暴也不会受到惩罚。大多数德国战俘受到盟军的虐待和羞辱，他们的食物与饮用水极度匮乏，甚至不得不靠喝尿来求生。疯狂的苏军士兵们甚至还做出用卡车撕裂妇女、用刺刀挑起婴儿之后火烤等等残忍行为。这并非因为他们本性如此，军营中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以及战争中毫无价值与意义的牺牲扭曲了他们脆弱的人性。可以肯定的是，长时间的战事让许多士兵患上了创伤后遗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即PTSD），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士兵的过激行为，而它们的过激行为毫无疑问会给人带来更大的创伤。可悲的是，比起沙场上的豪情壮志，这才是更接近普通人生活的战争真相，而这些事情之所以没有受到制止，正是因为当时社会保护，甚至赞许这些“披着复仇皮”的罪恶及其带来的堕落快感。
在战争还未结束时，同盟国对于纳粹恨之入骨，这不仅仅体现在战后短暂的疯狂复仇上，更深刻地影响了德国的战后重建。克里斯普（Crisp）少将在《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上发表的文章曾指出：“1920年以来出生的每一名德国人，都受到这种罪恶的诅咒……这是迷途的一代。……除非最后一个纳粹分子死掉，否则根本不可能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恐怖的纳粹主义。”早期同盟国对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的暴行，特别是集中营的惨案惊醒大肆宣传，以期使德国民众产生羞愧心理而改过自新。但事实上，战后初期的去纳粹化行动遭到德国人的抵抗，在领到配给证之前，他们被强制要求观看集中营惨状的纪录影片，但大多数人只是将脸背过去，直至放映结束。同时，美国人在战后初期过于乐观地认为对民主自由的宣传会起到积极作用，殊不知他们一边鼓吹民主自由，一边加强对占领区言论和新闻的管控，很明显，这样的努力对于帮助德国人意识到自己国家曾经犯下的罪行无济于事，只是激起更激烈的复仇与反抗情绪罢了。数据显示：1946年仍有1/3的德国人认同“犹太人不应享有与雅利安人相同的权利”，直至1952年的类似调查仍有37%的西德民众认为“德国土地上最好没有犹太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人把纳粹党的民族社会主义当做一个好的理念，“只是被执行坏了”。欧洲逐渐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自文艺复兴末期开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值顶峰，也对战后的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纳粹德国构思的单民族国家已经成了现在很多地区的现实。但另一方面，德国人民在战争时期物质生活的大幅缩水让希特勒和他的政权都不像宣传中的那样一直被人民爱戴。如果把这些信息和上面的数据结合起来看，便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盟军在占领初期的逆行倒施反而使得人们怀念起一个相对“不那么坏”的时期。
导致德国民众抵触情绪激烈的一个原因是纳粹党员的普遍化，他们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他们自己都可能是纳粹党，特别是各行各业的高层，医生、公众事务（如水务管理）以及法官等几乎全部都是纳粹党员，在战争结束时德国约有800万“纳粹分子”，而据估算此时全德国的人口也不过6400万左右。可以想见，在战时的德国一个人如果是纳粹党员，这对他的生活有百利而无一害。另外，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认为：许多德国人对当时纳粹德国在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所导致的他国民众遭受的苦难知之甚少，他们只关心自己日渐衰退的生活质量和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加上同盟国初期的“去纳粹化”行动的确矫枉过正，大多数德国人都被扣上了与其实际行为不完全相符的大帽子，这激化了历史的官方解读与个人经历存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