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机器崩塌的背后

        经济已将近五年没有增长，从疫情中复苏的力度也比不上其他任何主要发达经济体，连能否满足自身能源需求都画上问号。这个昔日的“欧洲经济引擎”如今正摇摇欲坠地站在衰退的边缘。

图1：德国城市克雷费，一个工人在铸铁厂工作。

对于庞大的德国制造业来说，这是命运的急转直下。过去20年间，当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岗位纷纷向亚洲转移时，德国制造业曾是一片欣欣向荣。

德国曾大力押注制造业并在很长时间里取得不俗的成绩，究其原因，主要依靠四大引擎：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发展国家合作需求的激增、高效的国内劳动力，以及廉价的俄罗斯能源。

但现在这四大引擎都有些卡壳了。

贸易瓶颈、疫情和乌克兰问题破坏了供应链，使得物价飞涨。

作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多数发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劳动力步入老龄化并开始萎缩，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达到了极限。

德国自己的劳动力也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可能在未来十年减少500万左右。

俄罗斯先前大幅削减了通过“北溪”（Nord Stream）管道输送到西欧的天然气，德国能源危机由此加剧。自今年2月份俄罗斯与乌克兰问题争执以来，天然气一直被当做一种策略。

德国几十年来一直提倡使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这虽然节省了成本，但也让德国患上依赖症。直到最近，在德国的天然气、煤炭及石油消耗中，来自俄罗斯的进口比重分别占到了55%、50%和35%。

今年，随着德国紧急寻找其他供应方并重启国内能源基础设施，这些比重有所下降。德国曾决定逐步停用核电站和燃煤发电厂，这导致其国内能源基础设施大部分处于封存状态。

由于俄罗斯扼住了天然气供应的咽喉，加之西方在俄乌问题爆发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电力、石油和煤炭价格也一路走高。柏林方面甚至起草了对制造业实施能源配给并将能源供应导向家庭和医院的计划。此外，德国还采取若干措施，例如用煤代替天然气发电，以及通过财政激励让企业节约能源。

据德国工商总会（DIHK）在7月底发布的一项调查，为了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目前德国有近六分之一的工业企业削减或放弃了生产。

“这些数字值得警惕。”DIHK主席彼得•阿德里安（Peter Adrian）说，许多企业发现，它们无法将成本上涨充分转嫁给消费者。

总部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Heinz-Glas是一家有着400年历史的玻璃制造企业，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香水瓶都出自这里，其客户包括雅诗兰黛公司（Estee Lauder Cos）和欧莱雅集团（L' Oreal SA）。该公司表示可能被迫将制造业务迁往海外，那里的劳动力更充足，能源价格也更便宜。

该公司在德国有大约1,500名员工，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严重：玻璃生产过程对温度的要求大概在华氏3,000度（摄氏1,650度）。没有稳定的天然气供应，Heinz-Glas的熔炼炉——每台造价超过1,000万欧元——将会冷却并严重损毁。

该公司首席财务官弗兰克•马丁（Frank Martin）说，眼下他们支付的能源价格是乌克兰问题前的10倍。“我们的竞争对手有的在法国，有的在南美，能源危机对它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马丁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7月底大幅下调了对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将今明两年的预期增幅分别降至1.2%和0.8%，相比之下，2021年德国经济增幅为2.9%。IMF警告说，德国经济可能会面临高成本和效率损失，该国需要适应一个愈加割裂的世界，不仅供应链遭到破坏，能源价格也居高难下。

寻求更加国际化合作

“我们从过去两年半的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一旦遇到干扰，我们过去那些高效的模式就会变得十分低效。”总部位于德国南部的电机与风机制造商依必安派特（Ebm-papst Group）负责营销的董事总经理托马斯•纽伦博格（Thomas Nurnberger）说。

该公司23亿欧元的年销售额中有超过四分之三来自海外，而大部分决策权、研发和生产集中在德国国内。

在事实证明现有的原材料供应系统不够牢靠后，依必安派特正在亚洲、美洲和欧洲建立三条独立的供应链，并在这些地区的生产基地附近采购大部分原材料。纽伦博格说，这“降低了我们对集装箱和船只的依赖。”

该公司还在德国以外地区增加了新的岗位和投资。“我们想变得更加国际化。”他说。

德国从二战的废墟中浴火重生并崛起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一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出口。德国大约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依赖出口，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为6%左右。德国本土市场规模有限，难以吸收其工业企业的过剩产能。

但自从2017年底以来，德国出口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就一直停滞不前，工业产值也萎缩了约15%。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德国竞争力的丧失：由于劳动力成本飙升，企业税高企，加之全国上下集中力量削减债务导致几十年来投资活动持续低迷，近年来德国工业已落后于意大利。

一些地方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持怀疑态度，并因此出现了新的国际贸易壁垒。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就对进口自发展国家和欧盟的商品征收过关税。特朗普长期以来都对德国庞大的贸易顺差持批评态度，并威胁要对进口自德国的汽车开征关税。

“当前这场（物价飞涨的）危机几个月内不会结束。”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在7月份表示，他已经开始和行业组织以及工会展开为期数月的一系列对话，旨在为德国经济寻找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局面不会改变。”

今年7月，德国西部萨尔州的瓷砖生产商V&B Fliesen GmbH表示，今年该公司将把生产业务从德国转移至土耳其。届时，该公司德国工厂的约200名工人将被重新分配任务或裁撤。

该公司将此举归咎于“能源、运输、包装和原材料成本极高，以及德国较高的工资水平。”该公司还指出，其他国家，尤其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将该行业的成本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从而获得了竞争优势。

严控成本历来是德国效率的关键所在，即便是面向全球市场制造精密机械或是高科技产品的企业也不例外。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Siltronic AG是一家为半导体行业生产晶圆的企业，近日在为一家20亿欧元的新厂选址时选中了新加坡而非德国。这也是该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笔投资。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冯•普洛索（Christoph von Plotho）说，这是考虑到新加坡运营成本更低，包括能源和人力成本。

“成本永远是重要的，即使你的产品面临的竞争相对有限。”冯•普洛索说。他表示，他的竞争对手可以生产类似的晶圆，所以体现出优势的地方不是品质，而是价格。在德国，“我们在能源成本方面没有竞争优势，而对我们这样的行业来说，这恰恰是主要的成本驱动因素之一。”目前，该公司约60%的总产量都来自新加坡，待新厂建成后，新加坡的产量有望再增加一倍，冯•普洛索说。

德国企业过去也经历过重大的经济动荡，包括上世纪90年代东西德统一时的混乱局面。当时，德国联邦政府投入了数千亿美元重建曾实行共产主义的东德。庞大的支出推高了国内物价，也削弱了德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受此影响，德国失业率一度升至12%的战后最高水平。

本世纪头十年初，在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推动下，劳动力成本最终降低，德国也开始恢复竞争力。此后，随着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诞生，德国出口行业风生水起，当时，一些实力较弱的南欧经济体令欧元汇率承压，使德国商品在以其他币种计价时变得更便宜。那几年，德国甚至超过美国和发展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德国也经历了短暂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随着德国企业改变策略，瞄准发展国家市场，德国经济大幅反弹，力度甚至超过美国。不断壮大的发展国家中产阶层争相抢购德国豪车，发展国家城市、高速路和铁路的兴建也需要德国企业生产的机械和工程设备。

差不多同一时候，前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与俄罗斯总统普丁（Vladimir Putin）签署若干协议，大幅增加了从俄罗斯进口的廉价能源。

转型中的汽车业

除能源危机外，结构性调整也是导致德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几十年来，汽车业一直是德国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但随着燃油车向电动车转型，德国汽车业大幅收缩。放眼国际市场，发展国家制造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向德国同行发起了挑战。

一个结果就是大量德国企业开始将制造业务搬到海外。这种现象值得注意，因为在过去30年的全球化鼎盛时期，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经济体都曾将制造岗位大规模外包，相比之下，德国并没有被卷入这一潮流。

总部位于德国西部的Kostal Automobil Elektrik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汽车配件供应商，该公司在6月份表示，将在2024年底前结束德国境内的生产业务，同时关闭三家德国工厂。据工会说，届时将有约900个岗位被转移或是被裁。其中大约100个服务中心岗位将被移至布达佩斯。

该公司是一家家族企业，全世界大约一半的汽车中都有它的产品。该公司将上述举措归咎于高昂的国内生产成本，这个问题在疫情和乌克兰问题的影响下愈加凸显出来。Kostal表示，鉴于汽车业正向电池供电转型，该公司还需要大力投资新技术。

工会警告说，Kostal的举动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些人可能丢掉饭碗，其结果就是整个德国汽车业会有更多人失去工作，该地区的去工业化过程也会变得步履蹒跚。”德国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l）驻Kostal的代表菲比安•费伯（Fabian Ferber）说。

福特汽车（Ford Motor Co.）在6月份月表示，已选择在西班牙而不是德国西部生产下一代电动车。福特欧洲业务主管斯图尔特•罗利（Stuart Rowley）不愿就上述决定背后的原因发表详细评论，但分析师指出，德国较高的薪资水平和能源成本削弱了它的竞争力。罗利表示，福特位于德国萨尔地区的工厂将继续生产福克斯（Focus）紧凑型汽车直至2025年，至于之后的情况，目前尚不清楚。

德国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几十年来一直对减债问题重视有加，这不仅抑制了投资，也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受其影响，布鲁塞尔智库Bruegel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19年的20年间，德国资本存量净额仅增长了21%，相比之下，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了41%和54%。数据显示，即便在关键的制造业领域，德国的投资也长期低于意大利和法国。

德国总理朔尔茨计划在未来几年里加大公共支出，涉及领域包括国防和绿色能源，这或许能释放出新的内需，也可能有助于弥合德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在公共投资领域的差距。

行业组织板材成型行业协会（Sheet Metal Forming Industry Association）董事总经理伯纳德•雅各布斯（Bernhard Jacobs）说，在向新技术转型的过程中，数百家面临原材料及能源成本上涨的中型德国汽车供应商遭遇了投资难题。这一领域的企业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产品用于出口。

据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数据显示，自2018年年中以来，德国汽车供应商的工作岗位减少了13%。

雅各布斯说：“德国作为重要工业区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指出，在法国，企业支付的电费要比德国同行低三分之一。长期以来，法国对核能的倚重压低了其制造商的能源成本，尽管十年前俄罗斯开始直接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后，法国的优势有所减弱。

与此同时，德国还是第一批人口出生率急剧下滑的欧洲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德国劳动力已严重短缺。

根据行业组织德国机械工程行业协会（Germa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7月份的一项调查，受访者中有将近一半的德国机械-工程企业抱怨熟练工短缺阻碍了生产，这是1991年有记录以来比例最高的一次。

据德国联邦劳工部门的数据，随着步入老年的“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未来数年，德国每年需吸引约40万名劳动者才能维持稳定的劳动人口数量。

工程公司Koerber AG在汉堡拥有约1.2万名员工，最近其招聘团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20人。该公司目前有600个空缺职位。

“过去，只要你发布招聘资讯，就会有人来申请，但现在不是这样了。”Koerber人力资源主管加布里埃尔•芬达（Gabriele Fanta）说。无论哪种技能水平，都很难招到人。她说，如今招一个工厂蓝领需要100多天。

为了扩大人才网，该公司在葡萄牙波尔图（Porto）成立了一个技术与设计办公室，目前已有约200名员工，此外还在发展国家和匈牙利招兵买马。“类似这样的决策会越来越多。”芬达说，“哪里有人才，我们就去哪里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