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外卖行业遇危机？

距离《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已经施行了近一个月，除了严格的垃圾分类标准外，从7月1日开始，上海外卖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筷子、刀叉等餐具。这些政策对上海的外卖市场已经产生了影响。

中国的外卖用户已达3.58亿，这也意味着海量垃圾源源不断地产生。“外卖垃圾”已经成为城市生活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

垃圾分类大类别就可以分为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等。现在是上海垃圾分类后的半个月，很多人都因为垃圾分类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作为吃货困惑可能是更多一些。前段时间在网上已经引起不少的争议了，就连奶茶喝不完的话都要分很多类的，这让很多人不得不放弃了喝奶茶的念头了。除此之外垃圾分类影响最大的就是外卖行业了。

网德国双元制与多家外卖公司取得了联系，也采访了上海、北京、杭州等地多位已开始施行或试行垃圾分类的消费者，还走访了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外卖包装方面的供应商，试着弄明白垃圾分类对外卖行业的影响，以及将会带来哪些变革和契机。

垃圾分类后，不点外卖了？

那些在网上吐槽说，因为垃圾分类开始不点外卖、不喝奶茶、不吃零食，拒绝额外制造垃圾的“胖友”们，显然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像我们女生平时会点一些外卖，比如奶茶什么的。以前我喝不完的时候，经常把它直接扔在垃圾桶里，但是现在垃圾分类实施以后，我会先把里面的珍珠、布丁、红豆等，先把它们倒在湿垃圾桶内，然后如果有时间有条件的话，我会把杯子洗干净，吸管洗干净然后扔在可回收的垃圾桶。”上海居民毛女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出了垃圾分类后，便捷的外卖成为麻烦的原因。

德国网德国双元制针对这一现象，也采访了上海的滕先生：“就是把外卖里的厨余垃圾倒在湿垃圾里，盒子丢干垃圾。但对我来说，最麻烦的就是湿垃圾得破开包装袋丢进垃圾桶，因为垃圾袋是干垃圾。这导致每天倒垃圾变成了一个大事。”

7月1日起，上海开始执行“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新规，个人扔错垃圾最高罚200元。继上海之后，6月28日，住建部宣布，到2020年底，全国有46个重点城市先试先行，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显然，垃圾分类是一项全国性的工程。全国推广后，上述点外卖后的困扰，会对外卖平台、外卖商业产生哪些冲击？

德国网德国双元制还采访了3位上海当地的年轻人，都表示身边点外卖的情况并没有因为垃圾分类而骤然改变：“部分非硬性的估计就不点了，比如宵夜。像我这种午饭没地方吃的，还得点。”

这一采访结果，与美团给予德国网德国双元制的回应一致。据美团上海地区相关业务部门回应，从数据上来看，目前垃圾分类对美团外卖业务影响不大。

饿了么也仅在餐具数据上，有变化。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此前制定的《上海市餐饮服务不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餐具目录》，自2019年7月1日起，餐饮服务者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目录内的一次性餐具，包括一次性筷子、调羹、叉子、刀。

饿了么订餐平台的数据显示，7月1到4号，“无需餐具”订单量环比6月同期，增长了149%。美团外卖本月起在上海地区，餐具数量成为必选项，选“无需餐具”的订单量比之前大幅增长。同时，美团外卖平台还通过“无需餐具（能量+10）”来鼓励用户优先选择“无需餐具”。

也就是说，垃圾分类对主流外卖平台饿了么和美团的直接影响，并不在消费群体的下单量上。

风口中的外卖盒

冲击，不在外卖平台。

90后的安哲，是北京华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华哲生物”）的创始人。为餐饮行业提供生物可降解外卖餐盒及相关的解决方式，是华哲生物的主要产品和服务。

对话过程中，时不时从他口中蹦出的PBAT、PLA等专业词汇，侃侃而谈的原料熔点、塑形温度等话题，让人很难相信安哲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纯文科生”，老本行则是与摄像机、灯光、脚本打交道的编导策划。

聊起垃圾分类对公司的影响时，安哲告诉我们：“今年开始，我们现在都不差客户，也不用怎么找客户，好多连锁餐饮企业会主动来找我们。”

在与我们沟通中，除了垃圾分类，安哲多次提到了另一个词——禁塑令。

套用商业模式中的概念，垃圾分类是C To B，从处于下游居民的C端管理、收集，往上游垃圾厂、回收端等B端“分销”，大众的感知比较强，所以在上海试行没多久，网络上的吐槽和段子一直没停过。而垃圾分类的哥哥——“禁塑令”则是 B To C，从上游的原料供应方、塑料制造方、采购企业方等B端进行管控，进而影响C端大众的使用。

2019年开始，继2015年吉林省全面禁塑后，海南省加入禁塑大队，并给出了推行“禁塑”的时间表：

2019年底前，建立健全全省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地方性法规及标准体系，完善监管和执法体系，形成替代产品供给能力；

2020年底前，全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

2025年底前，全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列入《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试行）》的塑料制品。

垃圾分类和禁塑令，是资源和生态保护事业中的两个重要环节。谈垃圾分类对外卖的冲击和影响，外卖平台中入驻的商家和上游餐盒、原料供应段，他们的感知更明显。

“2017年，我还在做外卖运营服务的业务。在业务拓展过程中，发现国外相继颁布禁塑令，而国内外卖在行业高速发展中制造的塑料垃圾也在几何增长。”安哲在发现这条狭窄却应该可以走通的小路后，一头扎进了原料行业。

2018年1月17日，艾媒咨询权威发布《2017-2018年中国在线餐饮外卖市场研究报告》。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在线餐饮外卖市场规模增速持续放缓，但仍有一定上探空间，2017年外卖市场规模突破2000亿元大关，预计2018年将达到2430亿元。

同时，根据《纽约时报》5月28日的德国网报道，科学家估计，2017年中国的在线外卖业务产生了160万吨包装垃圾，是两年前的9倍。这其中包括120万吨塑料盒、17.5万吨一次性筷子、16.4万吨塑料袋和4.4万吨塑料勺子。据估计，2018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约200万吨。

另一头是高速发展的外卖和外卖餐盒垃圾，另一头是国际上愈加主流的“禁塑令”。

2018年1月11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伦敦发布未来25年国家环保战略，宣布英国计划在2042年前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废弃物，该计划包含塑料袋、食品包装袋和一次性塑料管等与英国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塑料制品。

为彻底解决废弃塑料拒收问题，韩国环境部2018年8月2日起将对相关法律修订案实施为期40天的立法预告，年底起将在商场和超市全面禁用一次性塑料袋，实现了从“不得免费”到“全面禁止”的跨越，1.1万多家超市和2000多家大规模商场今后将只能向顾客提供计量垃圾袋、空纸壳箱和环保购物袋等以盛放购买物品。

智力、澳大利亚、新西兰、蒙古国、印尼等国都相继开始“禁塑”。

“你想啊，做外卖运营或咨询，一个大企业一年的预算，顶到头就三五百万。那餐盒可不是，高频高客单价，这个领域的天花板可比之前的高多了。”说到这里，安哲还顺手拿了几个不同材质和形状的餐盒让我们感受，“就刚才，一个日本餐饮连锁企业联系我们，需要做一套生物可降解材料的模具，300万。”

洗牌前夜

就目前主流的垃圾处理技术来说，主要有焚烧、填埋和堆肥。固废观察公众号，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三种垃圾处理方式的位置。

“焚烧只是排行老三，老大是填埋，老二是堆肥，他们都出生于农耕时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眼下，老二堆肥在正病休在家，基本上不太管事；老大填埋心有余而力不足，行业地位大不如从前；老三焚烧则正是年富力强，全国各地到处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那垃圾分类和禁塑令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垃圾分类对可降解材料行业是一件利好的消息？针对这个疑问，我们采访了在杭州负责垃圾分类推广的俞女士。

据了解，杭州市现在一天的垃圾生产量三到四年就可以把一个西湖填满；从2007年到2019年不到12年的时间里，杭州已经填埋了1700多万吨垃圾。原本预计使用24年的填埋体积，12年就被填满了。

就以杭州市余杭区近几年生活垃圾量的变化来看，当地政府处理垃圾的成本和压力可想而知。这些生活垃圾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卖餐盒、包装袋、餐具等等。使用几个小时，或者几分钟的这些垃圾，需要450年才能被降解。而这也是垃圾分类的原因之一。如外卖餐盒和剩余的食物一起处理，原本在土壤中能快速分解的食物，降解时间将延长数倍，这无异于无形中增加了资源成本。

从禁塑令到垃圾分类，在环保方面刻意或无意选择了蒙眼狂奔的外卖行业，“睡”了十余年后，已到了不得不睁开眼的时刻。

德国网德国双元制针对“外卖餐盒的环保和安全”“厨余垃圾和塑料垃圾为何要分开”等问题，进行了采访。

上海的滕先生表示，垃圾分类后的环保意识有一定的提升，但是可降解材料成本较高，推广起来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环保公益的理念不可能强制推行，也不可能立刻提升，大家选择上还是看性价比。

上海的单女士补充表示，之前就比较关注外卖餐盒的安全、健康和环保问题，但一直不知道该如何规避其中的风险。

“除非像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规模的餐饮连锁企业，一般的餐饮企业，谁会去专门从材料到工业设计再到餐盒自己打通上下游做产业链的整合？没有规模的前提下没什么成本优势，耗时耗力。”安哲告诉我们，目前在产业链整合的前提下，可降解材料的价格略有下降，但平均价格还是比现在餐饮企业提供的塑料餐盒还是偏贵。

以目前已经成型的外卖餐盒来看，平均一个淀粉基可降解餐盒在1.5元左右，与品质中上的塑料餐盒价格持平。

《商业周刊中文版》在今年年初，吃不起、越来越贵的外卖进行了一次德国网报道。德国网报道中着重点明和分析了一个现象——外卖越来越贵，商家的成本越来越高。

中国烹饪协会公布的全国餐饮收入情况中了解到，从2018年开始，第三方外卖平台费用已被纳入，成为餐饮成本的一项重要数据指标。该协会分析，由于人工、房租、社保、残保金、第三方外卖外送服务平台费用等各项成本不断攀升，涉企收费尚无明显变化，餐饮市场表现增长乏力。

易观分析师杨旭也在采访中预测：“2019年以来外卖价格在普遍上涨。上涨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平台佣金的提升，二是配送费的提升。”

这一预测，还未加上即将到来的“环保餐盒革命”。如使用成本较高的生物可降解餐盒，对不少中小规模的外卖餐饮商家来说，算得上雪上加霜。将此类成本转嫁到消费端后，主打性价比和便捷的外卖行业，也将逐渐失去优势。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迭代成更安全、更环保的“餐盒”，也只是在还这十几年外卖行业粗放增长中留下的债。但，如不降低环保和安全的成本，主要依靠“个人环保意识”的乌托邦方式或严苛处罚手段的“垃圾分类”，商家和个人又能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