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兵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齐鲁文化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仅诞生了博大恢弘的孔孟儒学，而且孕育了绚丽夺目的兵学文化，涌现出了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膑等众多著名的兵家。宋代官修《武经七书》，作为兵家的必读经典，其中《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四部兵书的作者，都出自齐鲁大地。这充分说明兵家文化是齐鲁文化中的一朵艳丽奇葩，同时也是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所独具的魅力和风采。齐鲁兵家的基本特征，要者有五。
其一，爱好和平。
战争与和平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政治范畴。向往和平，反对战争，是人们共同的愿望。尽管齐鲁兵家都以兵学立身，但他们无一不反对战争。姜太公主张文伐，即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六韬·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文伐手段，相对残酷的武力争斗来讲，文伐显然是一种和平的斗争方式。
齐桓公时，在管仲的佐助下，首霸诸侯，管仲清醒地意识到和平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他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他说：“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强调战争是危国忧主之患。
司马穰苴认为，战争是为了保家卫国，除暴安良，并不是为了侵略他国，炫耀武力。即使是攻进“不义”之国，也要布施“仁政”，“入罪人之地，无暴圣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属，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这种对敌国的“仁政”，表明战争只是惩治“罪人”，并不能伤害人民。
在孙武的军事思想中，和平思想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强调“全胜”，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诸国对立的情况下，形势可以由“不战”向“战”转化，也可以由“战”向“不战”转化，孙武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就体现了由战向不战的转化。尽量用“伐谋”、“伐交”来解决问题。“伐谋”、“伐交”相对“伐兵”而言，实际上就是和平思想的具体体现。
孙膑强烈地反对战争，他说：“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并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认为，举义兵是为了禁止争夺。由于各国的侵略争夺，危害了百姓的利益，所以要“举兵绳之”，用战争来制止战争。如果战争的目的不是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战争就会失败，所谓“穷兵者亡”就是这个道理。
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普遍愿望。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庄子也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但是，诸子大多用说教来劝止战争，这在大国争霸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无法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统一问题，因而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齐鲁兵家主张用正义战争来制止不义的战争，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同时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
其二，人本特征。
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呈现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格外强调人的意义。齐鲁兵家从“重人”的角度出发，无不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宣扬人的主体意识。
姜太公的人本思想，表现在反对卜筮迷信，相信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武王伐纣时，“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见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王充在《论衡》中记述此事说：“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姜太公的这一举动，在天命思想和占卜迷信支配政治、军事生活的商末周初，实在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在姜太公看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事，这充分表现出他对人的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兼并战争的激烈，天命观逐渐没落，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渐提高，民本观念较西周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已被人们广泛认同，这种民本思想对军事思想领域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见《左传·成公十六年》）“师克在和不在众”（见《左传·桓公十一年》），对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很大的重视。《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首先要爱民，《管子·牧民》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顺民心，才能发挥人民的积极性。
管仲的人本思想还表现在对人的教化和管理上，《管子·权修》曰：“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因此教化百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在孙子的兵学思想中，对“人”的认识更加深刻。孙武论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必取于人”，“不可取于鬼神”的思想。他在《用间》篇中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谋攻》篇说：“上下同欲者胜。”《行军》篇说：“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都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建立了常备军制，兵员数量大大增加，精选将领和训练士卒成为形势的迫切要求，对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孙膑更进一步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就是要训练出精兵强将，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孙膑把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作用可以超越天时和地利，这种唯物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为了达到精兵强将的目的，他提出了“兵之胜在于篡卒。”即通过严格挑选，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军队。《孙膑兵法》中的《篡卒》篇和《行篡》篇，专门论述如何精选士兵，充分体现了重视人才，以人为本的治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