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民国元勋黄兴故居
黄兴故居位于湖南省长沙县黄兴镇杨坨村凉塘，1874年10月25日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黄兴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22个春秋。
黄兴(1874～1916)为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原名轸，字克强，他5岁读《论语》，读《楚辞》，读《春秋》，十四五岁就文采绚烂，下笔万言，成了远近闻名的少年才子。19岁踏进了城南书院的山门。这一去，黄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文化人格的构建。
黄兴所处的时代，北京城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千疮百孔、垂垂老矣的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1902年4月，清政府派黄兴去日本学习师范教育，他把这次东渡，视为寻找救国方案的良机。经过一年的探究，他发现日本致强之道，在于政府励精图治，国人发奋图强，上下协力，改革政体，发展工农业，奖励科学技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使国家走上了富强的道路。对比之下，发现清政府腐败不堪，只有推翻他，创建共和国家，才能使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从这时起，他决心以拯救祖国为职志，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天职，毅然踏上救国的征程。
黄兴第二年回国，他在长沙的明德学堂负责师范教学科目的讲授，并创办“东文讲习所”，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以致造成了“在湖南不讲革命的学生，好象是不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革命舆论。1903年11月4日，黄兴在湖南建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作为这个组织的会长，在其成立大会的演说辞中，黄兴曾经论及革命成功之道，在于联合军队，学生以及秘密会党成员，采取一致行动，同时争取其它各省的响应，其后便是一直从事秘密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在长沙与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1905年在东京与孙中山合组同盟会。1907年起参预、组织了多次反清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1913年任讨袁军总司令。1916年病逝于上海。1917年在长沙举行国葬。其墓地在长沙市岳麓山顶。
黄兴故居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两进四合院，有上下堂屋和茶堂。正屋两边有多间横屋和杂屋。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现仅存房屋12间。建筑为土木结构青瓦顶平房，泥墙外敷白灰。上堂屋左边正房是黄兴卧室，右边正房是黄兴父母卧室。
1981年对故居的12间房屋进行了修葺和复原陈列,展出黄兴生前使用过的家具、文具25件，以及照片、墨迹。同年对黄兴墓进行了修缮，并布置了黄兴事迹陈列。修葺后的故居，恢复并陈列了黄兴和父亲黄筱村先生及母亲罗夫人生前居室的原貌和什物摆设。同时还恢复了与这栋房屋相连的两边“黄屋”共40间，其中西厢房为黄兴3位姐姐的房间，取名“南轩”，东厢房为当时佃户所住的房间，取名“稼圃”。另外还有牛碾房、谷仓、厨房等等。这大大小小50多间就是黄兴家的原貌，但这占地6亩的建筑还只是黄兴家园的六分之一。
以故居为中心，故居原貌整体为“前有水塘，后有花园，左有石榴，右有紫竹”，共占地36亩（除开水域面积），外则被一条4至5米宽的“护庄河”缠绕，“护庄河”接通门前的“大凉塘”、“小凉塘”、“门前塘”共3口大塘，终年活水流淌。这座“庄园”里没有农田，空地都种上了花草树木，清雅宜人。据说庄园左边的石榴园，每年春天橙橙灿灿，而右边的紫竹园，每根竹子都是紫色的，经营得颇费心机。庄园与外相连的，是正南面的“八字槽门”向外的一条麻石路。麻石路修得很长，往东一直接到“接驾岭”，往西一直通到杨梅河（浏阳河支流）。
黄兴的父亲黄筱村在家开设私塾，另还有300石谷田（可产300石谷子的田），因此黄兴家在当时的农村确属豪门了。黄兴家门富贵，在一般的文史资料中提及甚少，包括1984年黄兴-黄德华回故乡瞻仰故居时，也未提及故居原貌种种，只是赞叹故乡之变化。
1903年夏秋，黄兴由日本回到长沙，在明德学堂教书，暗中联络同志，酝酿组织一个-清朝统治的革命团体。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并规定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集资一百万元，作为“开矿资本”。实际上是以“矿业”二字代替“革命”，“入股”代替“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当时还提出了两句生意经：“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实则含有“扑灭满清”的意思。
1903年，黄兴的父亲已不在人世，继母还住在故乡，黄兴为筹得建会经费，要变卖故乡的房产田地，由继母抚养成人的黄兴自知对不住继母，跪在了继母面前。继母易自如自幼读书深明大义，在关键时刻支持了黄兴，举家搬离豪宅，住到了离故居1里外石家河埠黄兴的大姐姐刘姓家中。从此豪宅经历了多次易主的变化。
‘’开国之功未可忘，国人犹自说孙黄。”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先生并称的民主革命家，是中国同盟会最高领袖之一，也被尊为“共和的缔造者之一”。虽说岳麓山高处筑有其陵墓，不远的市中心和镇中心建有其塑像，这里保存了其故居，但是，与他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而言，似乎还远远不够。
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国人通过暴力革命和理性谈判，迫使中国最后一个按照血统继承的专制帝国大清帝国皇朝退位，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的中华民国，中国从此脱离血统继承的旧国家，进入现代国家。
历史告诉我们：辛亥革命其实就是三湖南人加一湖北人加一河南人的故事；辛亥革命的真正领导和发动者是湖南人蒋翊武、黄兴、李燮和，加上一位湖北人黎元洪，再加上一位河南人袁世凯，完结了皇帝的中国史。
只是民国以来，官方宣传极力抬高国民党正统系（孙中山-同盟会-陈其美）的作用和地位，长期掩饰和打压在辛亥革命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和组织，将辛亥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都吹捧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功绩都记在孙中山和国民党名下。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篡改历史的行为。而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史学界，竟然还是按照其死敌国民党的观点来论说辛亥革命，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许久以来，心中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像黄兴，他不应该只是一个地方记忆，而应当是一个国家记忆载诸史册。青史尚须浓墨重写，这不只是湘人惜湘人的情绪而使然！
从黄兴故居参观后出来，我不禁莞然一笑。笑过后想：以籍贯论人，其实最易沦入死板。湘人向中国历史贡献的，不仅只是黄兴这样的共和伟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湖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了。近代中国，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资产阶段革命派；以谭延闿、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如果没有了湖南，恐怕历史都得重写。就是由于有了湖南人的参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才会显得如此风云变幻，一时精英纷纷登台亮相，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或浓或淡的一笔。正是有了湖南人，中国近现代历史才会如此波澜壮阔蔚为观止，令我们后人叹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