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衣裳五千年来的“高级色”
翻开古籍，很容易看到诸如黄袍、红袖、乌纱、青衫、白衣等包含色彩的词语。这一方面说明古人发达的染色技术，另一方面也能隐隐看到色彩背后所传递出的等级制度和审美倾向。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魏晋时期，南京染黑的技术处于领先地位，所以黑绸成为王公贵族们追求的时尚。而当时的南京乌衣巷，由于住着王导、谢安两位高官，宾客如云，再加上自家子弟出入，就成为一道黑色的风景。
中国人眼中的色彩并不是孤立的，除了不同的寓意和等级关系之外，还会在不同阶段经过哲学思想的统合，形成不同的色彩体系。透过这些色彩体系，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人典型的思维方式。
从红色至尊、黑白对立，到五行统合五色
中国古人对色彩运用的第一个阶段，目前认为是红色至尊，这个现象也得到了一定的考古支持。从直观感觉上看，红色是血及火的颜色，也被认为是太阳的颜色，具有热烈、明快、活力四射的特点。著名学者李泽厚认为，在原始社会，红色可能具有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由此可以猜想，红色至尊是与敬拜神仙相连的，现代人红色辟邪的说法也许就是这种意识的遗痕。
过了红色至尊的年代，中国进入了黑白对立的阶段。从黄帝开始，上衣玄下裳黄，于是黑色成为那个时代的至尊色。这种情况一直向下延续到夏朝结束——夏尚黑。
商部落的发祥地在东方，是日出之地。他们认为自己的先祖是太昊，而昊字则表达太阳经天而行。也许出于这种意识，促成了商部落对白色的崇尚。商朝推翻夏朝，也需要在文化意识上寻求对立和颠覆，所以选择与黑色相对立的白色。
其实，夏与商两大势力在历史上长期并存，华夏在那一阶段，宏观表现为黑白的对立和纠缠。因此，周文王站在商朝末期的时间节点上，回望黄帝尧舜禹到夏商两朝的风云变幻，参照黑白阴阳的此消彼长，把二元哲学推演到极致，于是有了群经之首的《周易》。可见，黑白色彩关系在那时是与哲学思考相呼应的。
到了周朝，阴阳五行学说逐渐成型，五行统合的色彩体系也在此时定型。要想构成五行，必须有五种颜色。所以，除了此前已经用过的红、黑、黄、白四种之外，还引入了第五种——青色。于是，就有了如下五行对应的五色：金——白，木——青，水——黑，火——红，土——黄。
五色中的青色，是中国人色彩当中最麻烦的色彩。到底什么是青色呢？青花瓷的青，似乎是蓝色；青草地的青，则是绿色；而青砖的青，似乎又是灰黑色。现代字典上的青字也有绿色、蓝色、黑色等多重含义，因语境而变化。色彩专业人士认为，青色是介于蓝绿之间的颜色，正如俗语“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次序一样。而且按照五行中，青与木对应，所以含有一定的绿色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有了五行统合的五色，人们对色彩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朝的白色在五行学说当中与“金”对应，属水；当周朝推翻了商朝，从“火克金”的原理出发，周朝应该得了“火德”，而周朝确实尚红。
网接下来，秦取代周，依据周得“火德”这一说法，运用“水克火”的原理，秦应该得“水德”。而五行中水对应黑色，所以秦尚黑，黑成了秦的至尊色。五行统合的色彩体系，用来解释商、周、秦比较贴切。
那个时代，祖先们已经掌握了复合染色的技术，五行色彩体系也隐含着三原色的原理。赤、黄、青三色，与现代理论的颜料三原色——品红、黄、青，已经非常接近。黑白赤黄青为正色，地位高；其他颜色为间色，地位低。“间色”，可以由正色复合而成。《礼记》中有“衣正色、裳间色”的说法。间既是介于中间之间，也是地位卑下之贱。
齐桓公引领紫色潮流，孔子为何说“恶紫夺朱”
人为规定色彩的地位，并不一定与个人审美倾向吻合。历史上的春秋首霸齐桓公，就曾因深爱紫服，为后世留下了一段色彩故事。
《韩非子》中讲到，齐桓公喜欢紫服，在他的带动下全国百姓纷纷效仿，于是紫色成为齐国的时尚。
齐桓公的性格有明显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好酒好猎好色，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另一方面又“惕而有大虑”，得大思路有大格局。这种感性与理性、热烈和冷静兼备的人，喜欢紫色，与现代色彩心理学理论有相通之处——紫色由红色和蓝色混合而来，兼有热烈和冷静两种感觉。
不过，当时的紫色衣料非常昂贵，五件素服抵不上一件紫服的价格。而老百姓都赶这个时髦，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幸福指数就有所下降。所以，齐桓公很忧虑，向宰相管仲请教这个问题。
管仲被后世称为“春秋第一相”，不是空有其名。听明白齐桓公的想法后，他说：如果想制止这个风气，首先得您以身作则脱下紫服；然后您再跟穿紫服的人说，“站远点，我讨厌紫色的气味”。齐桓公依言行事，几天下来，齐国百姓都脱去了紫服。
齐国的服装，“冠带衣履天下”，引领华夏潮流。齐国商贸一直发达，到管仲时又开放关口，成了“自由贸易区”。紫色在齐国成为时尚，也影响到了整个华夏地区。所以，虽然齐国百姓脱去了紫服，但其他诸侯国的达官贵人仍有能力消费。这样一来，紫色就为整个华夏的达官贵人所独享，成为尊贵色彩；也出现了很多与紫有关的词语：紫气东来、大红大紫、万紫千红、紫绶金印、魏紫姚黄……通俗一点说，那就是红得发紫。
齐桓公推高了紫色的地位，孔子看了却不太舒服。在《论语》中，孔子说过一句话，“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篇》)，非常反感紫色把红色的地位给抢了。孔子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但以他对《周礼》的推崇，当看见原本地位低微的紫色，由于齐桓公个人原因，抢了周朝尊贵的红色的地位，发自内心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黄色地位提升，又逐渐为皇家垄断
在五行色彩当中，黑白赤黄青虽然都是正色，但地位并不完全平等。比如黄色，黄帝时代的上衣玄下裳黄，说明黄色的地位比黑色低；《易经》中的坤卦说，“黄裳元吉”，不管作多么深奥的解释，用在坤卦，就说明地位不高。
所以，黄色成为皇族的专用色，必然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也可以说是大势所趋：第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黄帝，从战国开始，黄老之学就被推崇，中华民族怀念和敬仰黄帝，黄帝的称号当中就有个黄字；第二，在五行统合模式中，金木水火土，土位居中央，对应的黄色也位居中央，放在中央的黄色，注定是要君临四方的；第三，黄金逐渐成为货币，老百姓看见黄色，很容易想到金钱，崇尚黄色就有了追求幸福的心理倾向；第四，中国人的黑眼睛帮了黄色的忙，深色瞳仁对明度比较高的色彩，比如黄色和红色更为敏感，传统色彩经常使用明黄大红鲜绿，也与这个因素有关。
尽管大势所趋，还需要一位推手。历史上有一个比较短的朝代隋朝，黄色地位的提升就是从开国皇帝隋文帝手上开始的。明清之交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讲到，“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树立黄色的地位，首先得隋文帝自己喜欢黄色，有两点分析仅作为参考：
其一，黄色面料便宜。隋文帝杨坚，算是历史上比较节俭的皇帝之一。在隋文帝之前，各阶层皆可服黄，且以百姓为多。百姓可穿的面料，价格必定低廉。所以隋文帝喜穿黄色也许是一种经济考量，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其二，黄色面料温暖。查阅隋文帝的资料会发现，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且爱民如子，后人说他对百姓宽仁。宽仁的皇帝，当然希望自己的形象是温暖的，恰好黄色就是典型的暖色。王夫之说黄色“明而不炫，韫而不幽”，显眼但不晃眼，温暖但不暗淡，也许这正是隋文帝的心理诉求。隋文帝自己穿黄的同时，并没有禁止百姓穿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确表现出了与百姓平等相融的姿态。
至于后来，黄色成为皇族的专用色，这个转变是由另一位推手完成的。
唐朝推翻隋朝，唐高祖李渊建国的时候，百废待兴，沿用隋朝的服制，也以黄色为尊。到唐朝第三位皇帝高宗年间，发生了一件奇葩事：洛阳县尉柳延穿黄衣夜行，遭到自己部下的殴打。其实这件事可能跟黄色没什么关系，但唐高宗却认定是色彩混穿造成的，于是下令禁止百姓和各级官吏再穿黄色，黄色就这样被皇族垄断了。
从今天的角度分析唐高宗，很可能是借题发挥。因为从隋文帝穿黄以来，一直都是天下人皆可穿，但尊贵之色，皇帝当然更希望自己独享。所以，柳延挨打，恰好给了他改变黄色穿着权的机会。在古代，皇权不容侵犯，遇到事情，都得是百姓让路。
“红得发紫”来自等级森严的官服色彩
在唐朝，黄色被皇族垄断，中国古代最为细致的官服等级制度，也是在唐朝出现的。
比如，唐朝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服紫，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其中，绯色与朱、赤、纁、绛等色，都属于红色族群。因此，四五品官员晋升到三品或以上，官服就要从红色变成紫色。“红得发紫”，这个对人逐渐走向显赫地位的描述，依据的就是官服色彩的晋级过程。
或许是嫌唐代的品色制度太细致，宋代做了一定简化：一至四品服紫，五六品服绯，七八九品服绿。这一点可以参看《大宋提刑官》《水浒传》等古装电视剧，里面的设计基本上符合这样的体系。
在色彩等级的大背景之下，百姓的服色当然也会有规定。宋朝的平民百姓，不论男女，原则上只有两种颜色，皂和白，而且穿皂色需要经过审批，可见百姓的选择空间是非常狭小的。正是因为色彩强制，老百姓才有了黔首、白丁、白衣这些跟服装色彩相关的别称。
然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其结果就是不断有人尝试突破管制。突破、流行、禁止，再突破、再流行、再禁止……社会上也会出现流行一时的颜色，比如，浅绛、浅青、褐色，甚至黑紫、红紫，都曾经出现在百姓身上。当朝廷的反应没跟上的时候，也就形成了对某些色彩的默许。
其实，中国古代的染色技术非常先进，很受外国人佩服，他们管中国染色技术叫“中国术”。一直到1834年，法国的佩罗印花机发明以前，我们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印染技术。色彩也从汉代记载的50多种，到清朝的时候发展出700多种。只是这几百种色彩，老百姓却往往无缘享用。
文章开头，刘禹锡在诗中的感叹，今天看来却有另外一番滋味。历朝历代，王侯将相、风流人物的更替是快速的，而文化的变迁却没有那么快，这一点在服装的发展上得到了印证。从魏晋到中唐，也就是几百年时间，那些被统治者所垄断的服装色彩、面料、工艺、图案，何时才能真正为寻常百姓所享用呢？这条路很漫长，刘禹锡的感叹在那时还显得太早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