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山石经及云居寺

云居寺位于北京市房山西南白带山山麓，距北京城75公里处。白带山属太行山脉，海拔约500米，因山顶常有白云缭绕而得名。山中凿有石室，储藏着历代石刻佛经，故又称“石经山”。

房山石经始刻于隋朝，迄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以盛唐、辽、金时期所刻数量最多，分别藏于石经山九个石洞及云居寺西南的地穴中。

刻经创始人静琬(公元？—639年)为隋唐之际幽州沙门。从其发愿刻经到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去世的30多年中，从未间断。所刻经典有：《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维摩经》、《胜鬘[man蛮]经》、《金刚经》、《佛遗教经》、《无量义经》、《弥勒上生经》等10余种。石刻经版的编制方法，是根据1989年在石经山雷音洞前石栏杆下出土的一方残碑铭文(唐武德八年，即公元625年刻)内容进行的。经研究，铭文是静琬刻毕《涅槃经》后的题记。其中记载《涅槃经》共刻了81石，分为六个组。按1、2、3、4、5、6组顺序排列，每组刻石数分别为17、20、18、11、12、3石。经文刻制顺序，始于第一组各石的正面，待正面刻满经文后，转向各石的背面继续刻，刻满后则转向第二组各石的正面，以至背面。依此类推，直到第六组的各石刻满为止。在房山全部石经中，采取分组并于正反面刻经的，只有静琬的石刻《涅槃经》。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刻《大方广佛华严经》时，用石177块，始刻时也将前七石划为一组，采用刻满正面再在背面续刻的方法，但从第八块石开始，不再划分组，而是以一石为单位，刻满正面后转向背面续刻，依此类推，直到最后一块石止。从刻经方法的变化，可说明《华严经》是紧接《涅槃经》之后而刻。静琬所刻经文，只是选刻了一些大乘佛教经典，并非事先编好目录然后再刊刻全部。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静琬圆寂后，其弟子玄导及仪公、慧暹(有的称“暹公”)、玄法又相继主持刻经。玄导刻有“四部经律”，即《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佛地经》一卷，另一部可能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刻经时间大约在唐太宗后期至高宗时期，所刻经典，可视为房山的第二批刻经。

玄导没世后，仪公继之。仪公主持刻经时间约在武周时期(公元690—704年)。这一时期所刻经石，至少有：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庞德相《金刚经》，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刘行舆造《佛说当来变经》、《施食获五福报经》，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沙门正智造《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张任德造《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经》及周奭造《佛说菩萨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等。这批石经可视为房山刻经的第三批。

仪公去世后，慧暹继之。慧暹主持刻造的经典，首先是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梁践悊〔zhe哲〕刻的《心经》和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刻的《佛说恒水流树经》、《药师经》等。然后是新经堂完成后，开始刻造的以金仙公主所赠新、旧译经为底本的几部大经，如《正法念处经》、《大方等大集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后刻有《大集经日藏分》、《大集经月藏分》等。这些可视为房山刻经的第四批。

第五批刻经，主要是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据云居寺有关碑铭“题记”分析，其始刻的年代为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个别的可能早到开元末年(公元741年)。有唐一代刻了500余卷(其余八九十卷为辽代补刻)。刻经包括《妙法莲华经》、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梵网经》、《大乘流转诸有经》、《金刚三昧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

第六批刻经，主要是指晚唐时期的刻经。据“题记”所载，晚唐时期驻幽州的都督府长史对刻经事业均比较热心。如杨志诚于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刻了《父母恩重经》。幽州都督史元忠于开成元年至五年(公元836—840年)前后刻经31条，计61卷。张允伸于大中八年至咸通四年(公元854—863年)刻了石经90条，几乎每条经碑都有年月题记。不过史元忠、张允伸所刻多为小碑，并前后重复，说明他们刻经尚无计划。隋唐时期刻经，均未刻千字文帙字。

辽金时期，刻经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其规模更大。辽代一边编辑《契丹藏》与宋朝抗衡，一边又续刻石经。首先，自辽圣宗太平七年(公元1027年)开始续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最后部分(即五二一——六○○卷)，于兴宗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完工。此后，接着续刻《大宝积经》120卷，于辽道宗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完成。至此，石经山四大部经的镌刻工作全部结束。其中成绩突出者为通理大师。他于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十年(公元1094年)率门人刻经版44帙、4800片。在金代，主持刻经的有见嵩等人。

辽代刻经初期如同唐代，未用千字文编号，直至辽兴宗于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刻《大宝积经》时才有变化。即在其卷31、第二石背面、碑额位置中间，首次发现用千字文编号的“鸟”字(可能与辽道宗时开始编《契丹藏》有关)，不过，在这10卷中并非每面均刻“鸟”字。据统计，《大宝积经》卷31—40经文，刻石32片，计64面，刻有“鸟”字编号者仅30面，未及半数；其后之卷41—50，刻石29片，58面，刻千字文编号“官”帙者，只23面。直到重熙十七年(公元1048年)三月，刊刻至卷51时，于第一石背面刻“人”字帙开始，才真正走向正轨，即用千字文编号了。估计当时辽兴宗编刊的《契丹藏》已付梓，可以它作为刻经底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