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的商人为什么被称为“金斗帮”

明清乃至民国期间，客居他乡的商人往往抱团取暖，以籍贯而聚，于是有了旌德帮、太平帮、石棣帮、泾县帮、徽州帮、江宁帮、金陵帮等。其中的金斗帮指的就是合肥的商人，因为古庐州城习惯被称为金斗城。

清末民初，由庐州籍商人组成的金斗帮遍布全国各地，声名仅次于徽帮。

当时淮军的势力日益强大，其将士多来自于庐州府管辖的四县一州。他们在随军采购粮秣时取得一些回扣，有的还利用军饷投资商业，大发横财，一些人干脆脱离军界。为了相互帮扶，各地先后成立了庐州五属同乡会。起先称为“庐帮”，但旧音“庐”发“鱼”音，商人们嫌不好听。而庐州府首县合肥旧称“金斗城”，于是改称“金斗帮”，不仅音节响亮，而且含有“日进斗金”的寓意。

大通在其鼎盛时期，商业兴隆，商号林立。各种大小行业乃至青洪帮和黑社会的团伙，鱼龙混杂，一应俱全。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导致人口日益增多，各类服务性行业随之纷纷兴起。那时通和两岸，仅管吃管住的酒楼茶社、大小旅馆、客栈，就有一百余家。

渗透到了各地的金斗帮自然不会放过这块风水宝地，当时弹丸之地大通及其和悦洲有居民十万人，分为八帮：一曰两湖帮，为湖南、湖北人；二曰金斗帮，为庐州人；三曰大邑帮，即安庆府人；四曰新安帮，即徽州人；五曰泾太帮；六曰旌德帮；七曰池阳帮；八曰土著帮。

那时清廷在大通虽有衙门，但难以控制局势。市面上以强凌弱，欺行霸市，争夺码头，斗殴不断。这样角逐相争，旅通人士自生乡谊情感，渴望同乡成帮，以求伸张公理，不受欺凌，保障经营，安居乐业。大通的金斗帮不仅涉猎商业，也把持了码头上的一应事等，势力很大。

其实，当时的金斗帮在各地都是势力强大，比如同为长江流域的南陵航运，在上个世纪初期，客运小船发展到300多条，1000多个船工，一半以上为金斗帮把持，控制了西河以下所有客运码头。此后，和另外两个帮会势力在青弋江上鼎足而立，垄断了所有客货航运业务。

而芜湖的金斗帮头子是李鸿章的侄子李仲浩，民国初期担任芜湖招商局总经理，同时兼任芜湖商务总会总经理，皖江流域的金斗帮多多少少都沾了他不少光。

虽说金斗帮在当时和徽帮齐名，但由于金斗帮使用的手段许多是不入流的，所以，史料上与此有关的记载很少。

与同乡会、帮会的特点一样，金斗帮最初是每逢过年过节都要聚会一次，烧香磕头，饮酒叙旧。而大通的金斗帮聚会有自己的特色，一般是和别的帮会一起赛会。1936年出版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有一篇《鹊江风俗志》对此有详细描述。

大通的八帮赛会一般选择秋后举办，“在四官殿集城隍头衔，为敕封显忠大王。”各帮有各帮特色。

赛会时上达武汉，下临宁沪，东到徽州，西及江淮皖江一带，无不闻风纷至沓来。六街三市人流如潮。商店为招揽来大通采购的会客，竟在店门前搭出看台，以供他们饱览盛况。“出会一年，各店所获其利，纵两年经营所不及。”

彼时的金斗帮已经扩大为淮南帮，因为大通聚集的淮河以南人士愈来愈多，后来还有山东、河北等省人士相继加入。他们大多是贫民，以码头搬运，做机匠砖木铁匠手艺为生。当时大通五家半码头，他们就占了四家。淮南帮人彪悍体壮，个性强直，人称“府大驾”。如遇有不平或损其权益，一致上前，毫无畏惧。因此在鹊岸角逐中，始终鼎足相持，从未受挫。

淮南帮起先还是以合肥人当家做主，后来也有外地人担任首领。比如首任会长倪秀岩是合肥人，但继任会长宁吟堂就是阜阳人。

淮南帮为展露自己彪悍朴直的风情，赛会上阵势设计得独特动人。有高达一丈二的高跷队，演出杂色戏，唱做动作，如履平地。十架秋千上的四个小孩，艳妆笑貌，一路旋转翻绕不断，精彩玲珑，人们形容为“观之则不舍离去”。

至今，大通还流传着民谣“十不舍”：一不舍和悦洲花花世界/二不舍得关门口鲜鱼小菜……七不舍八帮大会千奇百怪……可见其留在民间的深刻印象。

大通的金斗帮除了在对外竞争中保护同乡权益，对内还起到调解作用，处理纠纷。合肥来的老乡如果遇到困难，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找金斗帮，同乡会馆可留一宿两餐，并助以川资。

1931年，金斗帮(淮南帮)根据国民党政府当时政令，和其他帮会一样，将名称更改为旅通同乡会。帮会会长更名为理事长，并增选了理事和监事，直至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