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

　在美国出生的他们是1965年后美国的亚洲人的后代。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他们就是夹在东西文化中间的亚裔美国人。

　　饭桌上相见恨晚

　　他们彼此不认识，但他们却已知晓彼此的故事。在纽约市的一个饭局上，当25岁的 

梦娜•拉汉告诉其他五人有关她严厉的父母从不让她在友人家过夜时，众人脸上都现出会心的微笑。33岁的格雷斯•张•卢卡雷丽回忆道，过去人们嘲笑她是因为她是镇里少有的几个亚裔美国人之一。饭桌上的其他人有的在德州乡村长大、有的在新泽西郊区出生、有的来自纽约上州和维吉尼亚小城，但他们的父母无一例外都是亚裔移民，来自印度、菲律宾、韩国、孟加拉和中国台湾。33岁的韩裔美国人苏瑞蒂•哈斯称他们有着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尴尬地夹在亚洲和美国两种文化中间。

　　寻找新的身份认同

　　1965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了《移民和国籍法案》的那一刻预示着移民后代的这种特殊身份特性。新法的颁布在美国掀起了一股移民狂潮。截至1980年，已有超过19万印度人移民到美国，其中90%以上是大学文化；近13000名韩裔医生、制药师和护士拿到了；菲律宾裔美国人口几乎翻了五倍，增长至50万人。

　　这些不断涌向美国的移民组成了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在美国社会寻找他们的定位从而最终被同化。但1965年后移民美国的亚洲人不同于早前登陆这片土地的犹太人、爱尔兰人或意大利人。亚洲移民独特的样貌可能令其更难以融入美国社会，但同时他们的高学历令其更快地进入中产阶层。有些亚裔移民选择不住在城市中的种族聚居区，而是向郊区发展，这部分人往往被孤立。现在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处于两个世界的夹缝中。一方面，在家他们须遵守父母坚守的传统习惯；另一方面，他们还须融入快速变化的西方社会文化中。饭桌上的六人便属于这个群体。

　　纽约大学移民历史学家大卫•雷默斯表示，1965年以后的一代在同化上比其他移民更快，但那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往返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且无法完全融入任何一个，他们感觉好像“社区不属于他们”。这样一来，他们需要创造自己的文化，于是他们更新了旧的移民史，形成了一种新的亚裔美国人身份认同。

　　“崇洋”阶段

　　移民的美国化过程非常漫长，通常需要两至三代人才能完成。移民时间越短，美国化所需的时间越长。在新泽西长大的法莱哈•阿密德以前每年都参加在纽约市举行的巴基斯坦独立日游行，但在念中学时，为了快点融入社会，她开始染金发，戴褐色隐形眼镜，打扮得像白人一样，而且拒吃家里有南亚气味的羊肉晚餐。但进入大学后，她发现来自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都鼓励多样性并且帮助她。按照她的话说，这些朋友成了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良好平衡。现年24岁的她选择过两种文化的节日，而不是将自己锁于一种文化当中。

　　大学前没有归属感

　　对于天生就爱寻找归属感的孩子而言，被孤立和隔离的感觉非常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痛苦，融入社会，他们往往选择远离其父母的文化。31岁的韩裔美国人马克•洪避开他在爱荷华州达文波特市认识的唯一的亚洲孩子，与其他美国白人玩耍。“我抵触一切属于亚洲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现在并不光彩。亚洲人会功夫，而且在亚洲餐馆工作。”他解释道。事实上，他的父亲以前在卡特彼勒担任工程师，但这并不能改变洪成为“美国人”的目标。

　　许多亚裔移民的孩子称他们只有到了大学才找到那种自我认同感，就像像阿密德一样。中国裔美国人雷蒙•杨在纽约东北港念高中时，全班420人只有3个亚洲人。“我总觉得我处于两种文化之间，尤其在高中时期。”28岁的杨说。这种感觉直到他上了大学才消失。

　　“文化觉醒”阶段

　　社会觉醒常常会引发文化觉醒。随着移民美国化的过程进行到一定阶段，许多亚洲裔美国人从原来的不重视亚洲人与美国人间的区别变为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别。在阿拉斯加长大的阿基拉•赫斯基读四年级时曾退出日语学校，原因是她觉得自己不是日本人。相反，她珍爱高中同学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已忘记你是日本人了”。但进入俄勒冈州的里德大学后，她开始信奉日本的传统。她和另外两名亚裔学生创立了亚洲学生会。该组织的会员讨论亚裔美国人的意义、组织反血汗工厂抗议活动和为该校的图书馆提供其所缺乏的有关多样化的书籍。赫斯基甚至放弃了她父母给她取的英文名。赫斯基说：“当初我开始使用英文名是因为每当人们听到我的日本名字时总会感觉到我与他们不同。”

　　新的身份认同形成

　　印度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指出，亚裔孩子们在两种完全不相容的文化缝隙中生存，没有人比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水火不容”的含义。许多亚洲移民父母鼓励他们的孩子寻找具有同样肤色的伙伴，而且许多孩子乐于这样做。当然，两种文化间的冲突是可以理解的，但纽约大学亚太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陈杰克称，这些第二代移民开始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找中间地带，或者说定义一种新形式的亚洲现代性。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身份认同建立。它不是基于普通的种族、信仰或语言，而是基于共同的经历建立起来的。

　　（专题撰文路易）

　　在中国寻根和求财的“ABC”

　　12年前，李树彦是一名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好得不能再好的年轻美国人。他当时是高盛集团驻香港副总裁。他每个月有1万美元的住宿费，公司支付的豪华俱乐部会员证和高额的投资银行薪金，还有一名每天到他办公室的私人国语辅导老师。而他还仅仅是27岁。

　　后来几年，李树彦就像许多其他美籍华人后裔一样，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虽然，李树彦在香港出生，但是他还是婴儿时，父母就举家移民到了纽约市的郊区居住，使他生活和言行完全西化了。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完完全全的美国化了”。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开放，使得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美籍华人越来越多。其中有被称作“ABC”的，也就是美国出生的华人后裔。有被叫做“NCA”的，就是在世界各海外华人聚集点或者其他地方出生的美籍华人。他们都是因为同一个理由来到中国：共同的文化、语言和人际关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