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在惊世骇俗的法国大革命将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席卷殆尽数十年后，一位贵族后托克维尔重新回到大革命的事故现场，开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试图为那场惨烈的灾祸出具一部事故责任认定报告书，寻找大革命爆发的最终责任人。托克维尔给出的结果是旧制度，旧制度应该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负主要责任。什么是旧制度的本质呢，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给出了他的答案，行政集权。君主、贵族与教士则构成了旧制度的主体，他们是旧制度的受益人，也是旧制度下的特权者。数百年来，法王们一直试图将行政权尽可能地归于自己名下，他们靠着奢侈的生活把地方贵族从自己的领地里聚集到自己身边，让他们成为新的种姓；他们用禄秩和待遇赎买教士阶层，把他们降为自己的奴仆。至于农民们则被斩断了自己与曾经的领主之间最后的羁绊，被遗弃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生自灭，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死活。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社会分裂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君主忙着集权，贵族在担心他们阶级的下坠，教士则在为他们的工资待遇绞尽脑汁。

 

大革命前的法国教士是一群非常奇特的生物群体。他们坐在装满食物的谷仓里，身边满是奢侈的银器，一方面接受人民的供养，一面从君主那里领受禄秩。然后他们就像达芬奇名作《最后的晚餐》中的犹大一样一面摸着自己的钱袋 ，一面在那里向人民高喊：我有良心。韩国人对这样一群人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怪物，塞纳怪物。他们宣称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守护者、我主最忠诚的卫士，却根本无力像理想国中的卫士那样依照自己的需求来领受自己的工资，恰恰相反，他们用自己的工资来选择自己的需求。奴隶的道德，奴隶的道德！！至于贵族，则是反动的代名词，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曾经是风尚和品位的引领者，同时也是保守的源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希望法国能够重新回到中世纪教士、骑士、生产者三大阶级分立的状态中去，用西塞罗评价加图的话说：“他宁愿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不愿活在罗穆罗斯的渣滓中间。”

 

人类是感官的动物。总是容易被易逝的现象所欺骗，只能看到到法国大革命中有形的群众的暴虐和无理性，看到法国人在四处杀人，结果人头像西瓜一样落地；看到法国人在那颠覆政府，冲击教会，却见不到那些无形的比杀人要可怕千万倍的渎神之举。上等人们在那里不断地侵犯普通法国人的权利，美其名曰增益公共利益；把人像牲口一样驱赶到为他们预备的羊圈里面，然后说自己是在照顾自己的家人；他们不断把人踢下水，好逃避自己的责任，减重前行，然后说这是在追求进步。旧制度和旧制度的利益主体无时不刻不在制造各种形式的社会分裂，它彻底违背了三位一体的神圣契约，切断了原来将社会各阶层联合在一起的共同纽带，摧毁了一个人所应有的一切社会关系。而一个社会关系别切断之人，相当于被切断了他自己与神之间的一切联系。是的，那些曾经的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家们没有说错，法国人在杀人，但他们没有说的是上等人在渎神。

 

所以我说，君主、贵族、教士们，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无神论者，无论他们多么花言巧语、巧舌如簧，其最终目的就是拒绝一切形式的进步。让社会趋于停滞而非进步，是他们一切言行的最终出发点。但是如果社会无法进步的话，我们如何证明神的存在？在18世纪末的关口，当法鸡这架曾经欧洲最先进的破车行将倾覆之际，所有上层人士都在想方设法地逃避自己的责任。时代在进步，经济在发展，技术在不断革新，但是法国人见到的却是他们的君主不愿意再骑上马背，带领他们去争取荣誉；贵族们则在为自己减负，踢底层人下船；至于教士们，说实话，他们甚至连什么是罪都不知道。不需要问他们大问题，问他们几个小问题，他们就会心虚地把自己的底裤也全部输掉。

 

一个君主为国家的灾难负责，就是死他一个人而已；贵族们为国家的灾难负责，死一千个人；一群教士为国家的灾难负责，死一万个人。但是唯独法国人民，法国社会不能也不应该为国家负责，这意味着全体法国人都有罪，都该死。当国家破产之日已经临近，前面三类人无论谁去死，显然都好过让人民来为国家的破产承担责任。不要去相信那些所谓学者们有关正义的鬼话，如果死一个人能够救所有人，那就让这个人去死吧，死本来就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无论大义小义，他的死在那一刻就是最大的正义。

 

事实证明，在人类的历史上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社会运动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空前绝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见到的王朝破产时的共相是，一个个行将就木的独夫民贼在那拉着全社会为他陪葬，让全社会的人来承担他本应承担的责任。诚如帕斯卡所言，温顺不是美德，充其量就是家畜的哲学。恰恰因为法国人是人，他们更无法忍受迎接自己的家畜般的命运，无法忍受在饥寒交迫中孤独地死去，而无法发出那最后的呐喊。因此哪怕在死前的刹那，他们都要让王为自己的，自己前任所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即使事后他们的行为被证明是错误的，那又如何呢？人不能犯错吗，不犯错的人还是人吗？同样的错误，下次不犯也就是了。对于法国人来说，革命不过就是让位于社会顶端的人重新担负起责任和道德义务最激进的办法；是在一切正当手段失效之后，解除当权者职位和一切权力的最终方案。它存在的目的不是要颠覆所谓的等级秩序，而是挽救等级秩序，因为等级秩序已经失序：君主不像君主，贵族不像贵族，教士不像教士。

 

他们又获得了什么？形式平等。托克维尔把平等和自由对立起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跟一个连转世投胎资格都没有的人谈论他在来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没有任何积极的指向意义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对于法国的革命一代来说，平等就是那个年代最大的正义。而法鸡的先进性在于她是欧洲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先实现死亡平等的国家，每一个倒在断头台之下的普通法国人获得的是君主般的待遇；至于拿破仑这个来自科西嘉岛的贵族和职业军官，则在那里高声宣告：将高尚职位向一切智能之士开放。也许有人质疑这些形式变化的真实价值，但是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我所罗列的现象在大革命之前，从来没有在法国的历史中出现过。这个就是进步的意义所在，哪怕它只是形式的进步，哪怕它只实现了形式的平等。至于那些曾经嘲笑过法国人的野蛮和可笑的欧洲大陆的君主们，将在大革命爆发后的一百年内陆续陷入到比当年法王还要悲惨的命运中去。

 

法国人发动大革命，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君主、贵族们更出色，也不是为了拿回自己所失去的，他们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统治者们，如果你们不承担自己的责任，无论什么时代总是会有人站出来，使劲地干你们，干到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未止。至于脏事，反正统治者们也会干，那么还不如法国人直接把脏事干到底，干到所有人都不愿意继续这么干为止吧。我们要明白的是，人类无论怎么干家畜都是不可能导向最后的和解的，相反只有在斗争双方都是人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存在社会层面的和解。那么法国人最终和解了吗？当然，否则怎么会有《旧制度与大革命》呢。

 

如果杀戮是无法避免的话，那就让杀戮持续到没有法国人再死为止吧。只有人与人之间的杀戮才会导向最终人与人之间的和解，法国人不杀法国人，法国人杀外国人。当然那已经是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