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核电

核能——今天指的意思是核裂变——目前占全世界电力供应的14%。目前，全球有450座核电反应堆在运行，52座新反应堆正在建设中。2019年，四座反应堆上线：两座在中国，一座在俄罗斯，一座在韩国。计划今年在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斯沃基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共有15座反应堆开始运行。

这看起来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但新的产能几乎不足以削减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它确实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发生了事故，但核能在国际上仍然被视为一种经济、且不可或缺的电力来源，并具有巨大的未来发展潜力。在现有的铀和钍培育技术下（假设大规模使用的话），经济上可开发的燃料资源的数量足以让核能提供相当于，目前几个世纪以来的全部电能消耗量。

人们应该记住，从1公斤的浓缩铀中，现今的轻水反应堆（lwr）可以产生大约相当于15万公斤煤的能量。一个铀增殖反应堆，可以从1公斤的天然铀中提炼出相当于100多万公斤煤的能量。类似的比例也适用于钍增殖反应堆中的钍。

 

法国对“石油危机”的回答——全员发展核能

在可预见的未来，核能能否迅速发展到，足以消除使用化石燃料发电的程度？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以合理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能源，核反应堆产生75-80%的总电力需求就足够了。

目前，法国大约75%的电力是由核电站生产的。单位发电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拥有大量水电资源的国家实现了最低的发电率）法国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因为1973年的石油危机，这场危机暴露了法国经济易受外部能源供应干扰的脆弱性。当时到处流传着这样的口号： "我们没有石油，但我们有想法。"

 

按照梅斯默（Messmer）的计划，法国的核电扩张步伐迅速进行。在20世纪80年代，44座新的核电站投入运行，平均每年4座。几乎所有核电站的设计都是标准化的，有两种基本类型，每座核电站的发电量分别为900兆瓦和1300兆瓦。这一核电站标准化方案大大降低了成本，大多数工厂的建设时间在5到7年之间。

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核电站发电量的百分比——从1975年的7%上升到1990年的75%以上。其结果是总体上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并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法国总理皮埃尔·梅斯默的照片摄于1974年，那是“石油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当时他领导法国转向依赖核能来满足该国大部分的电力需求

1973年“石油危机”后法国动员核电发展行动，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如果各国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笔者认为没有理由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做类似的事情。如果全寄托于核能，并将其开创为一个无二氧化碳能源生产时代的想法，虽是一个不错的夙愿，但也过于乌托邦式了（毕竟鸡蛋不能全放在一个篮子里）。总而言之，这至少适用于目前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40%左右的电力生产。

 

环保主义者的错误——在极端的道路上，迷失了初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环保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让我们继续依赖煤和天然气发电厂的主要原因。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美国和西欧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续不断地开展的反对核能的激烈运动，我们今天就可以获得几乎没有二氧化碳的电力。（可能会在该领域的发展更为成熟、安全，但如今的美、俄技术其实与先前并无太大的跨越式进步）

尽管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核电站的安全性——我们将要讨论这些理由，但对核能的政治反对总的来说是以意识形态和无理取闹为特征的，而不是理性的。

在笔者看来，对切尔诺贝利（1986年）和福岛（2011年）事故的理性反应，应该是要求在核电站的设计和运行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革新——比如将在后面描述的那些，而不是试图完全阻止核能的发展。

人们应该注意到，即使考虑到切尔诺贝利和所有其他核事故，与使用化石燃料生产等量能源所付出的人力成本（包括操作者和伤亡人员）相比，利用核能发电造成的人类生命损失，从总量上来看，其实是极低的。（但所有数据，都没有考虑偷排核废料的影响，这也无法准确统计，例如福岛核电站）前面1、2部分所提到的《明镜》杂志，在所引用的文章中正是指出了这一点。

 

就可再生能源而言，人力成本很难评估，但肯定比现在的核能成本高得多。原因显而易见：一个给定产量所需的机组数量非常大。目前，全球约有35万台风力发电机在运行，其中很大一部分安装在距地面100米或以上的塔架上。常识告诉我们，在此类结构的施工和维护过程中，事故会不断发生。

由美国国家风力观察组织监测的全球媒体报道显示，受伤和死亡事故源源不断，这无疑存在很大一部分的漏报和疏忽。且许多在许多国家，风力发电行业不需要报告事故。

数百万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和维修——是与所谓的可再生能源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伤亡来源。

这方面的教训应该是——没有完美的“软性”解决方案；没有办法在不产生风险和损失的情况下，生产世界所需的大规模能源。必须以理性的方式认真权衡这些问题。减少能源消耗的努力也会带来风险和损失。

令人鼓舞的是，一些以前强烈反对核能的主要环保人士，后来改变了态度。例如，英国《气候变化法案》的共同起草人、后来担任环境保护基金欧洲分部主任的布莱尼·沃辛顿男爵夫人（Baroness Bryony Worthington）已经成为熔盐反应堆的重要支持者。

 

我们需要更先进、更安全可靠的核反应堆

核电是一项极其复杂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掌握核裂变反应作为动力源的科学和技术挑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不是二战和冷战期间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核武器发展，就很难想象民用核能会如何出现。

人们只能惊叹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核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创造力、胆识和技术精湛。在实验和原型装置的帮助下，人们研究了核裂变能的广泛应用领域。实际上，核能领域的所有重要思想——包括目前正在开发的“先进”反应堆类型——都是在早期以雏形出现的。

 

不幸的是，在核反应堆向商业化发电过渡的过程中，早期开发的大多数创新反应堆设计，都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单一的基本类型：轻水反应堆（LWR）。在这里，西方国家的出发点是美国海军成功开发核反应堆为潜艇提供动力的计划。其他类型的反应堆，如所谓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到目前为止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

回过头来看，一味地将轻水反应堆（LWR）作为民用核能的主力，而实际上将其他类型的核能排除在外，这是一个错误。主要原因是研发领域的成本削减，而不是轻水反应堆的固有优势。由于缺乏已开发的替代品，核能受到轻水反应堆（LWR）的限制。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纠正的错误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