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制裁俄国寡头帮了普京大忙

乌克兰战争让西方政治精英面临很多问题。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应对公众舆论来保持政客在选民中的受欢迎程度；第二，是限制俄国长期推行进攻性外交政策的能力；第三，促成普京政权倒台；第四，向第三国的政权和精英们发出信号，以减少俄国这类行为在世界其他地区重演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他们还希望证明对西方社会所基于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承诺。

西方做出的一些决定符合这些目标，而另一些则相互矛盾。最复杂的是制裁俄国富豪和没收其资产。

这一措施主要是由公众舆论推动的。俄国富豪不是什么好人，西方选民对其羡慕嫉妒恨。没收游艇和豪宅是一个受欢迎的吸引力：一些人政治上得分，而大多数人享受着道德上的满足。

但从削弱俄国经济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削弱普京政权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适得其反。

很多之前认真考虑过出售企业、的俄国寡头，现在都把这些想法暂时放一边，继续利用自己的才能和资本为俄国经济服务。因为对他们来说，普京政权的崩溃现在意味着他们个人的崩溃。

希望那些失去游艇的寡头们能够影响、甚至推翻普京的希望都是虚幻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制裁而变得更加依赖普京，因此也更加忠诚。

俄国寡头与克里姆林宫关系错综复杂（来源：Moskva News Agency）

俄国寡头与克里姆林宫关系错综复杂（来源：Moskva News Agency）

西方目前的做法有几个问题，在法庭诉讼、赔偿和政治上都欠考量。

第一个问题是法庭诉讼。

乌克兰现在拿不到赔偿金。毕竟，西方拥有包括独立司法系统在内的各种机构，而俄国富豪拥有优秀的律师和在西方法庭上诉讼的丰富经验。被制裁的人或被冻结的资产会引起诉讼。任何出售被扣押资产或控制出售所获资金的动作将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即使冻结的资产可以变卖，最快也要五年。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当局现在需要维护许多游艇、豪宅和复杂的结构性资产，如果没有适当的维护，这些资产可能会失去价值。许多与俄国富豪相关但并非由他们独占的业务有损失和损害风险，这将引起其他国家投资者的诉讼。

西方精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为了制定统一的战略，西方各国设立了一些委员会和工作组。现在也许可以建立一种机制，让俄国富豪可以单独谈判达成一项赔偿协议，比如向援助乌克兰的基金捐款，来交换取消个人制裁和解除对剩余资产的冻结。

但建立这种机制存在障碍。首先，制裁清单是由不同国家制定的，因此在内容和限制措施上各不相同。如果俄国富豪在一些国家解决了问题，在其他国家还会面临财产没收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通过设立一个国际机构来解决，该机构可以通过政府间协议来设立，不需要在各国法律上作出重大修改。

第二个问题是赔偿。

如何确定补偿的规模，这归结为两个主要问题：每个俄国富豪的责任和实际的政治考虑。

先从俄国富豪的责任说起。它包括以下方面：

1.政治背景。一些富豪担任公职，属于统一俄罗斯党，并公开表达沙文主义思想。其他人则试图尽可能地与政治保持距离。还有一些人秘密资助反对派媒体、反对党、活动人士，有时还公开反对俄国当局的糟糕决定。

2.与政权的经济合作。一些富豪获得了国家合同或非市场竞争优势，或者与普京政府的代表建立了伙伴关系。其他人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关系。

3.资本的起源。一些富豪的财富来自私有化等，如果没有参与当局的腐败，发家是不可能的。其他人的财富从零开始，在新的经济部门，政府资源的重要性不太重要，从零售到IT经济都属于这类。

无论是从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的认可度方面，还是从向第三国精英发出的信号方面，上述所有标准都极其重要。但是，必须明确和透明地阐明这些问题，而且必须清楚证明。责任的程度和赔偿的数额应个别确定。一个得到普京政府合同的人，或者是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必须以某种方式与普通的富豪分开，后者仅仅因为自己的企业而被迫与政府打交道。

我不反对集体责任的概念。那些不支持普京但没有公开反对普京政权或资助反对派的寡头，也要为俄罗斯滑向威权主义和乌克兰战争承担间接责任。这是对机会主义的问责。另一个问题是，机会主义能否成为迫使任何在俄国赚钱的人支付赔偿的理由？

另一个难题是如何计算赔偿金额。那些试图通过纳税和购买西方资产来粉饰自己资产的俄国富豪将遭受最大的损失。那些将其财产隐藏在复杂的所有权计划背后，或将其隐藏在未实施制裁的国家的人将是赢家。这对制裁机制来说显然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对第三国的精英来说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用从在俄国获得的估计收入来确定赔偿会更诚实。但很难想象这种方法如何实施。

第三个问题是政治。

现在让我们转到政治考虑的问题上。俄国的超级富豪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群体：

第一类人包括季姆琴科、谢钦、罗滕贝格和数百个不那么显赫的姓氏。他们的主要资产和收入都在俄国，如果普京政权垮台，他们就没有未来了。因此，他们对政权的忠诚度很高。出于纯粹的政治原因，他们所有被扣押的资产都会被没收，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接受一个国际机构的裁决。

第二类人包括在俄国赚了钱，但早已将大部分资产转移到国外的超级富豪。普京不在乎他们是否遭受重大损失；扣押他们的资产会阻止其他俄国富人把资本转移到国外。这一群体对建立解决机制最感兴趣，但就对普京政权和俄国经济的影响而言，他们的命运并不重要。

第三类人将部分业务留在俄国，但将相当一部分资金转移到了西方。这是资产数量和规模最大的集团。这里最有名的名字是弗里德曼、埃文、阿布拉莫维奇，但也有成千上万的俄国富人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的境地。

当战争爆发时，他们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该卖掉财产中的哪一部分，该留在哪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更愿意在西方过平静的生活，而不是在俄国，那里的压制和财产没收的风险越来越大。

如果没有实施制裁，这些人通过这样或那样的计划，将在两三年内从俄国转移走数千亿美元。对制裁的恐惧意味着，一些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按计划将资产转移到国外，一些人因为担心资金会在国外被扣押而转回俄国。

还有一些人的主要资产现在在俄国，但他们想出售这些资产并离开。对其中一些人来说，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可能性是一种压力。

对第三类人的任何制裁都会对普京有利，因此，让他们尽可能容易和安全地从俄国转移走资金是明智的。为此，应允许未列入制裁名单的人了解是否存在对他们个人实施制裁的可能。如果没有针对他们的索赔，那么他们就可以安全地出售在俄国的业务并离开。这必须是一个保密的程序，因为任何想要出售俄国资产的人都会面临风险。

对于已经受到制裁的俄国富豪，除了上文讨论的赔偿协议程序外，承诺对出售其俄国资产所得的那部分资金免除制裁是合理的。

哪一种政策对西方更有利：是满足西方选民对俄国富豪的正义感，还是剥夺俄国经济的资本和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