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语言是什么语（乌克兰语言特征）

         最近在研究语言政治。英文有个词汇叫Linguistic Governmentality，语言政治性，语言政治化感觉都不是对它最好的翻译，中文里“政治”这个词非常有趣，可以说是名词，也可以囊括动作，行为，以及特征，姑且就叫它语言政治。语言政治可谓无孔不入，我们的日常用语，有些是经过历史自然筛选出来的词汇，而更多是有被政策性地管理，规划和宣传，比如从繁体字改为简体字，比如拼音的发明。包括美国所谓推崇“自由”的教育模式，面对文化背景多样的教育，在语言政治上煞费苦工，90年代追求“同化”语言政治，加州以及麻省推出在公立学校禁止教非英语以外的语言，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引来很大争议，加州的1998年Proposition227法案直到2014年才取消。这些调控手法和我国近两年有意降低英语地位类似，都有其明确的语言政治性。

语言的出现是为了群体合作，为了生存协商方便沟通，其实用性和贸易性较强，到后来慢慢居然可以搞文学创作了，但文学创作一开始也是以神话，史诗为主，作用还是在靠一个“故事”构建一个群体，语言学可以说是个非常接地气的语言，一直在为群体协作和社会稳定服务。但渐渐，这个工具变成了主宰，主导了人们的自我定位，意识和行为。学语言学后，有个习惯，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话？这样说话的历史因素和衍生含义是什么？谁希望我这样去思考？听上去或许有些paranoid，但每一个词汇，每一个表达的存在都是有其深厚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因素。

好，废话了这么多，想来聊聊乌克兰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时间要聊乌克兰呢？全世界都在聊疫情，聊BLM，聊中美关系。正是因为它相比来讲没那么热，讲起来不会有心理负担。在“政治正确“的年代，社科学学者非常心累，而且很多问题现在聊大概是聊不出来。选离自己不太远又不太近的聊聊，反而舒适。而且乌克兰的语言政治问题可以折射出整个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毕竟，它就在前苏联和欧盟的前沿。同时，二战后很多后殖民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乌克兰这样的问题，是说“帝国殖民”时期的语言？还是堂堂正正体现自己的独特文化说自己的语言？在这点上，中国文化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任何国家的语言是不可能捍卫中文的地位的，恩。像中亚五国，苏联解体后俄语还是蛮霸一方，那就不说很多已经独立的国家至今依旧说英语和法语这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留下的“语言遗产”了。

语言，紧连着人的自我定义，你是哪里人就说哪里话。如果想体现自己“精英”地位，或者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可能会去学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语言，如果想成为国际公民（global citizen），可能想多学一些语言，当然，还有一种人叫做语言呆子 （language nerd), 就是好这口，看到稀奇古怪的语言就心旷神怡。在现代国家社会，国家都会推行一种语言的标准，这个对中国人来说不新鲜，我们在秦始皇时期就书同文了，非常先进。当然也有学者表示，书同文过早限制了语言的发展，比如西方字母文字最开始也是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这样有利于数学和逻辑思维的形成。记得就这个问题还和一位友人探讨过，她认为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字后来就没有发展了，我们在另外一条路上，获得了与在字母文字发展道路上不一样的精华，我深表赞同。语言就该百花齐放，世界才缤纷多彩。不过现在各国因为有了语言的标准后，很多“方言”，“地方话”就丧失了地位，甚至在消失，美国语言学界对这个现象是痛心疾首，认为一种语言的消失代表了一种“身份”的消失，对于个人而言，其个人认知中本该有的某一层次就消失了，并会阻碍其发展。

这点上我虽然不是非常认同，甚至认为学者们有些过于理想化。标准定下来之后确实有便于管理和沟通，太百花齐放不是有些麻烦么？以及我从来就不会说方言，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小时候认为“不说方言”是一种文明和高级的表现。我这样腐朽堕落的思维在美国学术界是会被教授批判一通的，什么叫“高级”，语言分等级么？标准语言怎么就比方言高级了呢？你是不是被洗脑了？这就是我非常喜欢学术界的原因，揣着明白装糊涂，反对一切社会规定俗成的“常识”。语言是一个非常追名逐利的工具，欧美国家发达后，世界各国人民觉得英语学得好就是有“高级”感，也意味着更多选择更多机会，我国很多商品也爱起洋名去营造一种高级感。然而学术界必须将这种俗不可耐的心态批判到底。不过话说回来，不会方言确实在童年成长中给我带来一些阻碍，比如同学会以为我是外地人，下课用方言说话时我不便加入，怕打乱亲切感，久而久之我变得不大爱说话和人有些距离感。但我对这个体验的理解是，语言的标准化需要一定时间，“普通话”这个概念在我们小时候刚提出，还未能完全替代掉方言，等方言全部被替代，就不会存在我小时候成长的困扰。好的，我这个想法若说给美国教授听，会被拉出去打五十大板，美国“政治正确”的思维已经开始荼毒我，让我不敢跟教授乱说话了。

语言政治这个话题一打开话匣子很难关上。前面几段稍稍铺垫一下，现在上正题：乌克兰的 俄语和 乌克兰语之争 。

2007年12月，乌克兰宪法法院宣布，在剧院上映的所有外语电影字幕都必须翻译成乌克兰语, 这项宣布看似无关紧要，但它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因为俄语居然被列为外语之一。要知道，几乎三分之二的乌克兰人表明自己是俄罗斯人，并且会说俄语，俄语更像是东部乌克兰人的家乡话。显而易见，新法规并非受语言或经济需求的驱动，相反，是民族主义者施压下作出的象征性举动。

 

关于乌克兰-俄罗斯语言斗争的辩论并不新鲜。这场辩论涉及许多概念，包括国家建设，语言计划，民族主义，反俄罗斯化，语言霸权和少数群体权利。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乌克兰语被宣布成为唯一“官方语言”，居住在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社区在一夜间成为少数民族。棘手的是，与苏联的政治和疆域上的快速割裂并不能保证文化和情感上的迅速分离。从那时起，乌俄语言之争就开始了，解决语言问题成为乌克兰政策中的重中之重。政府试图重塑乌克兰民族身份，但这势必会引起少数群体语言权利冲突，使得乌克兰-俄罗斯语言的斗争更加棘手。此外，欧盟力量与反对俄罗斯影响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形成同一阵营，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权力动态在乌克兰的语言政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Governmentality一词最早是由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提出的，指的是现代国家的政治艺术。他声称我们生活在“政府化”时代，将政府化定义为一种理解问题的方式，例如人们如何统治，由谁统治。国家可以凭借策略来不断定义和重新定义边界，由政府来生产出良好的公民。关于语言政治，它是指试图通过塑造语言行为来引导大家的思维方式。一个国家需要通过语言政治来创建具有单一文化身份的想象社区，通过语言政治来塑造身份认同。

语言政治使得某一语言具有比其它语言更高的地位，区分官方语言和地方方言就是语言政治化的过程，语言官方化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语言衍化进程，而是由官方通过一系列公共教育政策，措施完成的。不同种族的人在公共领域不得不抛弃自己原生语言，使用所谓的官方语或者”国语“（national language)，以此获得社会认可和更好的就业机会。在乌克兰，乌克兰语最初与乌克兰国家概念并未建立起联系，自独立以来，该国才开始提升乌克兰语的地位，以建立统一的国家身份。但由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在其附近地域进行的长期成功的俄国化（russification），导致俄罗斯化根深蒂固，俄语早已成为该区域的跨国语，无论是经商还是交流都需要学俄语，想要降低俄语的语言地位，对抗俄罗斯过去的建国努力，在后殖民时代与霸权势力作斗争，乌克兰的去俄国化充满了挑战。

历史上，俄语对乌克兰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俄罗斯帝国在语言管理上一度很成功。 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是第一个针对少数民族制定一致语言政策的人。到了苏联时期，苏联通常被认为是拥有最长，最丰富的语言规划经验的国家, 在1920年代实施了一项名为korenizatsiia的政策来支持少数民族语言，该政策确保地方行政机关，法院和学校普及当地地方语言，然而，促进当地语言的普及是为了传播俄罗斯文化和经济影响力，将大量俄罗斯文学翻译成当地语，进一步使当地精英渴望学习俄语，并确保了俄语的主导作用。此外，早在1800年代，俄罗斯就将乌克兰语视为一种“小俄语”方言，或者说是农民白话语，在公共生活等方面都禁止使用乌克兰语言和文学。

当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将历史中积蓄的愤怒都宣泄出来，要求彻底去俄罗斯化。与乌克兰情况类似，前苏联的14个国家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同样面临语言转换问题。这14个国家中居住着2500万俄罗斯人和3650万说俄语的人，讲俄语的人口众多，对新成立的国家重建工作提出重大挑战。冷战以来留下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从未在这些国家消失。数十年来，这14个后苏联国家在实施新的语言法规和重组教育体系方面持续左右摇摆。相对而言，乌克兰是比较成功的，不仅使得乌克兰语成为政府和人们政治生活的主要语言，也将其使用范围扩展到了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即使俄语在乌克兰东部享有很高的地位。但这种成功，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想要的还远远不够，自由市场和资本都偏爱强大的跨国语言，俄语在乌克兰人的生活中仍占有很高的地位。俄语仍然是政治，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的语言，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必然受到周边国家的追捧。它同时象征着高科技，网络空间，信息流通。精通俄语意味着能积累到更多社会资本，寻找到更多发展机会。即使前苏联国家已经确立了本国语言的地位，父母也将孩子送往民族语言学校读书，他们想要的是本土语言+俄语的双语教育，而非本国单一语言的同化教育。如果说苏联在苏联时期正在实行语言殖民主义，那么在现阶段，它是在经济和语言上对邻国行使霸权。乌克兰语的社会地位和其作为官方语言的力量不对称使得乌克兰-俄语斗争难以结束。

语言霸权在当今世界已成为普遍现象。最大的语言霸权是英语。许多前英国殖民地至今仍采用英语作为其官方语言，例如澳大利亚，斐济。很多国家也制定了语言政策，要求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将英语列为必修第二语言。语言霸权削弱了本土语言权利的维护。例如，在中国，许多少数群体本来是需要在保持其民族语言的同时学习普通话。然而面对英语的霸权，父母便没有动力让孩子继续学习母语。学好普通话和英语比维护民族语言似乎更加重要。这个时候，政府即使发起反对语言霸权的政策，可能都无法很好实施，因为“霸权”是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自觉系统，它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 为意义和价值设定标准。人们会不自觉地向霸权文化靠拢， 这并不是一个国家通过发布一两个政策能够对抗的。

此外， 乌克兰与俄罗斯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与俄罗斯真正分手对乌克兰经济将产生严重后果。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语言政策制定者常常左右摇摆。自1989年以来，乌克兰议会制定了四个语言法规和一些相关法规，针对这些法规一直批评声不断。四个语言法规分别是LL1989，ECGML / UA，LL2012和KD。根据LL1989和LL2012法律，“教育中语言的选择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后者保证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的母语教育。”根据ECRML / UA的说法，“只有少数族裔学生才能获得其家人要求的母语教育权，而后KD法缩小了少数群体的语言权利。语言法律的变化显示了乌克兰语言规划的核心：俄罗斯化和乌克兰化的轮流摇摆，这种法规政策的不一致也造成了乌克兰语-俄语的争议不断。更可悲的事，两边都想讨好往往两边都挨骂。2012年的“关于国家语言政策原则”的法律规定允许使用地区性语言，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会削弱乌克兰的国籍，俄罗斯族裔则批评该国未正式使俄语的地位合法化。2014年语言法律甚至成为普京 进攻克里米亚的理由 ，称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对顿巴斯的军事干预是为了保护俄罗斯族裔的利益，他们不能使用自己的母语，长期受乌克兰政府压迫。这一战争估计对乌克兰的语言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终于了解，语言决策与权力有关。谁有权决定应该使用哪种语言？不是该国政府，很可能是拥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邻居。

乌克兰语-俄语斗争同时也是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自独立以来，乌克兰一直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甚至想加入欧盟。欧盟也愿意成为乌克兰地区反俄罗斯影响的支持者。欧盟是变革的象征，是摆脱后苏联治理模式的机会，是新自由主义的召唤。但是，乌克兰对欧盟从不采取实际行动的嘴上功夫感到失望。只有俄罗斯才会下真功夫赢得乌克兰，确保乌克兰留在其后院，运送其天然气管道。乌克兰同样也需要俄罗斯。然而，乌克兰左右摇摆的语言政策导致乌克兰，俄罗斯和欧盟三方都有了不信任感。乌克兰政府被视为机会主义者，无法与任何大国建立有效的长期关系，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尊重乌克兰。而对于乌克兰来说，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重视自由和物质价值，使得俄罗斯少数民族认为他们应该对自己的语言有 自由选择权，而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他们不该继续受俄罗斯语言文化的影响。同时， 民族主义者和反民族主义者都可能重视俄语可以带给他们的社会资本。 因此，只能是继续拧巴，继续无解。

从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语言偏好与忠诚度相关。坚持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使用俄语的人被视为对乌克兰不忠。具有殖民历史的国家总是容易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席什金是乌克兰宪法法院的一名成员，于2006年至2015年期间提出以下意见：就乌克兰语而言，还有另一个因素，即后殖民状态”，尽管中国早已结束了殖民历史，但后殖民心态在中国仍然很普遍。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被认为是更加西化，同时这也意味着英语讲得好的人可能更不爱国，更不忠于中国文化，甚至不忠于国家。尽管人们认为英语是新的力量，但强烈反对英语学习的民族主义精神同时存在。这种矛盾的心态广泛地发生在后殖民国家中，他们想向强国学习却又忌讳话语权的不平等。语言被看作是身份的标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认为乌克兰东部仍说俄语就是“亲俄罗斯”，有卖国贼之嫌，从俄罗斯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反对俄语地位变低是为了防止将俄罗斯族裔转变为乌克兰的二等公民。“俄语是外国语言”的说法既与历史真相和人们的日常使用语相矛盾。结果，乌克兰语言地位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导致政治动荡。

乌克兰的教育是如何应对这场语言争端的呢？教育是设立标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国家高等教育法同样表明，乌克兰语是唯一的教学语言。但是，一些私立和州立大学仍然选择使用俄语作为教学语言。最新数据表明，在乌克兰某些地区的大学中，英语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教学语言。EMI并非乌克兰任何官方国家教育政策的一部分，英语在该国也没有任何官方地位，但是英语在乌克兰影响力的提升为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窗口。在州政府的许可下，大学可以提供EMI的教学项目，通过杰奎琳（Jacqueline）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大学（AlfredNobel University）的观察， 她发现大学与乌克兰政府之间就语言教学问题有一个可以商谈的空间。不过，在采访中，该大学老师说该学校的语言教学没有任何不合规范的地方，侧面反应了在他们心中其实“乌克兰语“教学才是规范，同时，在采访学生时，学生们说如果对乌克兰语不太了解，就会感到羞愧，虽然在生活中一般使用俄语，但当他们与来自乌克兰西部的人交谈时会自觉改用乌克兰语。可以看出，他们的语言选择深深受到“国家身份”和义务观念的影响，显示出政府在语言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成功。

国家建设是一个大工程， “国家”建立在一个 想象的群体上，由想象中的边界与历史定义。人们总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代表文化，这也是很模糊的。 在这种假设的空间里，地理和文化重构总会产生无法避免的争议，这属于殖民国家经历社会和文化转型后的 混合文化问题。 乌克兰文化是什么？不确定，但可以肯定地说 乌克兰文化不想成为俄罗斯的亚文化， 乌克兰语言也不想成为俄罗斯的“方言”。乌克兰政府需要让乌克兰语变强，同时靠这个语言塑造强大的统一民族身份。

同样，在国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霸权。霸权总是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并让大家 合理化世界结构。即使挣脱了俄罗斯的势力，并不能保证乌克兰不受欧盟或美国的影响。

那能否最终找到解决乌克兰-俄罗斯语言斗争的方法？答案尚不清楚。之前是俄语和乌克兰两种语言争夺公共空间，随着英语教学的兴起，英语在乌克兰会取代俄语吗？会有新的斗争吗？中国的民族建构用了五千年的时间，最初并没有所谓的中华民族，但是通过我们的教育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了五千年前中国祖先的传奇故事。尽管上个王朝由满族统治，但汉人还是能够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证明中国的民族统治从未遭到破坏。缺乏历史的坚实基础，乌克兰政府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将一个 想象的群体变得坚实和合法化 。在其历史上，乌克兰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一直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甚至被称为“第一个俄罗斯”的发源地，重写自身历史并重塑其强大的乌克兰身份将需要时间。二十五年是远不足以铲除乌克兰的俄罗斯身份印记，并建立牢固的乌克兰身份的。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研究人员总是表现出对当今争端的焦虑和紧迫感，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历史总是需要时间，逐渐演化，逐渐发生，就像现在的乌克兰年轻人，比起他们的祖父母，更加认可乌克兰身份一样。后殖民世界还很年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俄罗斯族裔都应耐心等待。

对于乌克兰政府而言，解决方案不应该是在俄罗斯化和乌克兰化之间做机会主义的转变， 创造有价值的乌克兰本土文化，使语言具有影响力，提高其经济实力，让实力为其语言背书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我们悲观而理性地来看，大多数时候，一种语言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走向强大。许多土著语言每天都在消亡，有些语言永远不会被承认宪法的地位。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理解和接受 语言宽容（linguistic tolerance)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