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崇祯帝是个极其复杂、难以捉摸的人？

　　，即帝，字德约，第十六位皇，也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第五子，异母弟，母为。下面双元制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习惯于将古代帝王分为明君(如唐太宗李世 民)、昏君(如)、能君(如)、庸君(如清帝)、仁君(如)、 暴君(如)。

　　而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却很难用一个名号来盖棺论定，因为这位皇帝既有能君业绩，又有庸君形状;既有明君风采，又有昏君行径;既有仁君姿态，又有暴君手段，是个极其复杂、 难以捉摸、有着六副面孔的人物。

　　能君业绩

　　天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荒唐了一辈子的明熹宗朱由校一命呜呼，临死前他同意将帝位传给 弟弟信王朱由检。

　　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 这就是历史上的崇祯帝。尽管他只有十七岁，但比他哥哥要成熟得多。当时，朝政大权把持在以大和熹宗奶妈为首的手里。最初几天，双方是在紧张而微妙的气氛中度过的，表面一切如故，相安无事， 背后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九月一日，魏忠贤变被动为主动，提出辞去职务以试探新帝的反应，崇祯帝，没有批准。

　　次日，客氏提出出宫，这次崇祯帝没有客气，立即表示同意。九月二十五日魏忠贤给皇帝上疏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崇祯帝的批复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

　　这样一个之举，便终止了朝野上下齐拍魏忠贤马屁的不正之风，而又不致引起魏阉的恼怒。崇祯帝还不断地嘉奖阉党人员， 他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的六副面孔

　　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同时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势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倒魏的导火索最终竟然是由魏忠贤的党羽点着的。

　　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魏忠贤的得力干将)，却美化魏忠贤，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李代桃僵之策。

　　静候了七天之后，崇祯帝决定罢免崔呈秀， 让他回老家待命。这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 嗅觉灵敏的官员觉察到政治局势的新动向，于是揭发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连连不断呈到皇帝眼前。

　　于是，崇祯帝立即开始行动，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列举他十大罪状的奏疏。魏忠贤吓破了胆，第二天就请求辞去爵位，得到崇祯帝的允许。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

　　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时竟然还牛皮哄哄地带着卫兵一千人、大车四十辆。一个戴罪宦官竟然还敢如此飞扬跋扈，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崇祯帝敏感的神经。

　　于是，他接着下了一道圣旨，命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在阜城县南关的旅舍中，亲信散尽的魏忠贤自缢而亡，客氏被押往乱棍打死，客魏两家子孙都掉了脑袋。

　　从此，树倒搠荆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迅速进行。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九日，阉党终于被一 网打尽，崇祯帝就这样不动声色、沉着老练地除掉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

　　明君风采

　　除掉阉党之后，崇祯帝亲自选拔了一批大臣，还下诏甄别被魏忠贤杀害或削夺职权的官员,该平反的平反， 该起用的起用，一时之间朝廷风气，京畿内外民心大快。

　　崇祯帝即位后，自奉特别节俭。他亲自带头穿浆洗过的旧衣，将许多金银制品都拿到银作局化掉充饷。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他多次减少皇帝开支，遣散宫中大批宫女。崇祯帝没有特殊嗜好，吃穿住用一概不讲究，统统不沾身。

　　崇祯帝的勤政超过了任何帝王，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平时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在乾清宫看奏章，军情紧急时他连续几个昼夜不休息。

　　同时，一 道道诏谕传遍天下,罢除了为皇室服务的一切不急之役， 与民休息;撤回了天下镇守太监，严禁宦官干政，严禁官员结交太监;向边镇发去银两，安定军心;戒谕官僚结党，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这一道道诏令在帝国臣民心中唤起了希望。

　　在用人方面，崇祯帝虽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用 人不疑”，但颇具慧眼，他提拔任用的、、 、郑成功、等都是兼具文采武略，足以的杰出人物。

　　崇祯帝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皇帝，如果不是生在明朝末年,如果从他哥哥明熹宗手中接过的不是一个烂摊子， 他可能会做出一番令人称颂的业绩来，但此时的明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他的也就自然透出 一种强烈的悲剧意味。

　　昏君行径

　　崇祯帝以一己之力除掉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 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

　　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 这样，他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 并进而一意孤行，一旦败之，就文过饰非，拉过大臣当，侥幸成之，则愈发自负，越陷越深。

　　陈新甲一案就充分体现了崇祯帝的虚伪、昏庸和冷酷无情。

　　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起义军。

　　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一日, 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议和。陈新甲不在家，那人便将密诏留在了书案上，陈家的书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驻京人员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

　　这样一来，皇帝暗中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晔然，立刻上奏章反对。崇祯帝无法抵赖，恼怒之余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破开封，烹杀福王)，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被崇祯帝冤杀的大臣绝不止陈新甲一人，而且往往是干正事的被杀，不干正事的下场还好一点。

　　一代袁崇焕是明朝后期最有能力、最忠君爱国的大臣，而他的结局也是最凄惨的。冤杀袁崇焕是崇祯帝犯下的最严重、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初，崇祯帝是非常信任袁崇焕的，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将整个对金(即后金，前身) 防务都交给了他。

　　袁崇焕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打了很多漂亮仗，致使明朝的劲敌在宁锦兵败后连 伤带病郁郁而死。

　　公元1629年十月，率领几十万后金军绕道直扑明朝都城北京。

　　镇守辽西的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领明军赶到北京，与敌展开激战。此时，魏忠贤的余 党散布谣言,说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

　　皇太极也利用在北京城下俘虏的两个太监陷害袁崇焕， 他在军营中广泛散布与袁督师有约在先的谣言，并故意让那两个太监听到，然后放了他们。

　　这两个太监回到宫中便把听到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崇祯帝，昏庸的崇祯帝竟然，立即下令逮捕了袁崇焕。两个月后，后金军队撤走，崇祯帝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而自毁 长城，导致明朝败局一发而不可收。

　　暴君手段

　　崇祯帝1627年即位，次年改元崇祯。

　　就在崇祯元年，陕西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时间波诡云诸，风起浪涌，大明王朝疲于应付，回天乏力，除了内 患，还有以来长期存在的外忧：后金汗国的不断侵扰。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军事领导特别是兵部尚书的职位就凸显出来，变得异常重要，同时也尤其难当，而崇祯帝,动则委过与人的性格更使将领尚书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崇祯帝暴君的一面在此也显露无遗。

　　据说崇祯朝任兵部尚书或挂兵部尚书衔的先后近二十人中，除殉国，洪承畴降清外，竟全部先后死于崇祯的旨意。其中虽有几个该死之人，但往往是功劳越大，死得越惨，令忠臣心冷，叫敌人拍手称快。

　　崇祯帝最残忍、最嗜血的行为就是以凌迟杀害了一 代名将袁崇焕。凌迟，就是俗语中的千刀万，是历史上最最残酷的刑罚。仅此一案就足以把崇祯帝钉在暴君的耻辱柱上。

　　崇祯帝的残忍在明朝灭亡的最后时刻又一次暴露出来。

　　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大势已去的崇祯帝送走三个皇子后，下令皇后和所有的妃嫔统统自裁，自己提着剑发疯似的四处乱砍。在砍死几个妃嫔后，他来到了居住的寿宁宫，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为何生在帝王之家! ”，一边挥剑砍下， 长平公主顿时血流如注，倒在血泊之中。

　　之后，崇祯帝又去昭仁殿杀死了。

　　庸君形状

　　崇祯帝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足够的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 一样。

　　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但发脾气的时候也不可理喻。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渴望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崇祯帝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当权后立即把阉党清除。但他不久就发现只有宦官最忠贞，于是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更变本加厉，大量的派出“监视宦官”到各军区，各重要城市去监视主管首长，这种行径完全是他刚刚撤销的监军制度的复活。

　　虽然崇祯帝自认“非亡国之君”，但面对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起义军和强悍好战的关外铁骑，却束手无策， 无力招架，只有仰天长叹，的份儿，完全是一副庸君的模样，当年剿除魏阉集团时的沉稳老练，冷静自信都跑到爪哇国去了。

　　1644年初，李自成逼近北京，京师局势日益危急，而此时明朝国库已经告罄，根本无力御敌。崇祯帝 只得下令勋爵百官捐助，可这些有钱的主儿到这时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穷，根本不理会亡国降至。

　　折腾了一个月，崇祯帝仅弄到区区二十万两白银，而大顺军进城后，从文武百官、太监贵族手中搜出的金银多达两千余万两。

　　对于一个连文武百官都管不了的皇帝来说，要想打败造反者，战胜入侵者注定是，注定是，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仁君姿态

　　实事求是地讲，崇祯帝还是有一些爱民之心的。即位之初，他就颁布诏令，与民休息，停止为皇家服务的土木营造、织造烧造、珠宝采办等活动，取消受灾地区的徭役赋税，他还不断地宣布“减膳”、“撤乐”，削减后宫开支，减轻百姓负担。

　　可惜，在他统治的中后期， 内忧外患搞得他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再也没有心思关心子民的疾苦、百姓的死活了。

　　就在崇祯帝自缢煤山(即现在的景山)之前，他的愛民之心又一次迸发出来,在内衣上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我死后没有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直到这时，崇祯帝才想起他的百姓子民，可惜为时已晚，百姓们看到他的遗言，顶多会在评价他时加一点同情分，而绝对不会对他心存感激。

　　从即位时和临死前爱民之心的两次凸显，我们可以看到崇祯帝性格中非常突出的一面：易于冲动。

　　容易冲动的人是不适合搞政治的，更不用说当位于政治巅峰的皇帝了，更不用说当、植物人似的晚明的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