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庞大的功臣集团是怎么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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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之盟
汉十二年(前195年)三月，因箭伤病重的，已经快到了生命最后时刻。此时立国前后分封的异侯王，已接连被刘邦诛除(长沙王吴芮谨小慎微，威胁最小得以特旨存续)。
大汉的天下经过十多年的战乱总算归于平静，中央集权下的度已初具雏形。为了明确这一政治制度，保证的统治地位。病重的刘邦仍拖着病体，召集众军功大臣刑白马歃血为盟。
誓曰：
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这便是汉初最为著名的“白马之盟”。
刘邦通过盟约的形式，规定了分封制下的对象只能是刘氏宗亲和军功大臣。此举既维护了刘氏的统治权，又保证了功臣集团的政治利益，由此稳定了汉初复杂动荡的局势。
刘亲通过被分封为诸侯王，控制着大汉王朝大半的土地，而功臣集团以军功得封列侯，虽然不能裂土封疆，却掌控着中央政治军事大权。
功臣与诸侯王是汉初政治的两大支柱，与皇权保持着相对的平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氏诸侯王尾大不掉，近乎独立;功臣集团占据朝堂、郡县要津，成为的实际操控者。身处夹缝中的皇权自然不甘黯弱，矛盾一触即发。
今天笔者就单聊一聊汉初皇权与功臣列侯的矛盾纠葛，以及庞大的功臣集团走向消亡的原因。
汉初功臣集团
汉六年，即公元前201年，刘邦先后大封功臣一百四十三人为列侯，上至，下至各郡太守，尽是功臣勋贵。在《》中就直言道：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
功臣势力庞大自然引起统治者警惕，刘邦驾崩后，当政，为了皇权巩固，萌生出尽诛功臣的想法。
《汉书 高帝下》中就清楚记载了此事：
吕后与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
主少国疑，功臣势大，只有将他们灭族才能让天下安。这是吕后当时想当然的想法，完全没看到潜在的威胁。好在郦商通过审食其点醒了吕后，让吕后明白在皇权不振时，冒然诛杀功臣，必然遭受功臣集团的反噬。
、将十万守荥阳，、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畔，诸将外反，亡可跷足待也。——《汉书 高帝下》
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功臣集团完全把持着内外军政大权，如果遇到灭顶之灾，只要不傻，必然会抱团取暖，随便打个矫诏的旗号，内外配合下，诛杀吕后易如反掌。
所以正是意识到功臣集团在大汉朝廷里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吕后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将他们一举消灭。
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惠帝驾崩后吕后，“
拜吕台、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军，居中用事
”，掌控了京师的军权。之后“
立兄子吕台、产、禄、台子通四人为王，封诸吕六人为列侯
”，大肆扶持势力，制衡功臣集团的意图极其明显。
不过在吕后刻意扶植外戚势力的同时，为了安抚功臣势力，“
高后二年，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录弟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
”。通过整理列侯的功籍并藏诸宗庙，来强调功臣爵位世代永替，与国同休，由此淡化功臣集团对外戚的敌对情绪，进而保证吕后代天子掌皇权，执政地位的稳固。
不过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对吕氏掌权暂时选择了退让，但吕后一死，吕氏外戚失去继续接掌皇权的合法名分，于是功臣集团便趁机联合刘氏诸侯王，发动政变，“
分部悉捕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将吕氏集团彻底。
这时功臣集团再次掌控中央的军政大权，而吕后立下的少帝处境尴尬，功臣集团怕少帝年长报复，“
少帝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
”，便“
阴谋以为少帝及济川、淮阳、恒山王皆非惠帝子
”直接废黜杀害，如此强势，漠视皇权的做派，令功臣集团的势力达到顶点。
与功臣集团的博弈
诸吕既然被诛除，新君的人选就摆在众臣面前，而选择新君人选上，功臣集团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也彻底暴露无遗
当初吕后刚去世，功臣集团为了谋夺军权，与宗室朱虚侯互为盟友。刘章写信于其兄齐王，怂恿他起兵诛杀吕氏。“
太尉勃、丞相平为内应
”，并有事成立“
齐王为帝
”的许诺。由此鼓动了齐王发兵，掌握朝廷大权的诸吕震动，不得不依靠功臣集团平叛，使得灌婴、周勃等人逐步控制了内外军权，最终成功政变诛除吕氏。
但吕氏势力被扫除，诸侯王又远在地方，功臣集团在朝堂一家独大，挑选合适的、能不妨碍功臣势力的新君，就成了必然选择。
齐王刘襄和其弟刘章，在诛吕过程中出力最大，但因齐王势力也最雄厚，若为帝，功臣们势必要靠边站，这显然不符合功臣集团的利益，因此被果断否定。
而代王，是高祖现存最年长的儿子，且“仁孝宽厚”，母家谨良没啥势力，是最符合功臣集团最能接受的人选。
不过代王刘恒虽然“
仁孝宽厚
”，但在政治上却是相当成熟。
在刘恒车驾到渭桥后，太尉周勃居然想要私下授予代王天子印绶，以此表明天子之位乃功臣们给的，此举立刻遭到代王中尉宋昌的驳斥，维护了帝王传承的威严。
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答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邸而议之。”——《 汉纪五》
等代王刘恒于代邸即位，连夜入宫正式成为大汉后，后半夜就紧急下诏书，“
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先将宫廷大权从功臣手中剥离，保证皇权的独立，防止功臣集团要挟，沦为傀儡。
为了打压强势的功臣势力，汉文帝开始招贤纳谏，提拔一批地方贤才充实中央。“
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帝召以为博士。
”
原本三公九卿、地方郡守几乎全为功臣出身的情况得到改观。除了统领汉政府的丞相仍由功臣把持外，三公九卿中掌军事的太尉率先被文帝取消，其他要职的占比，功臣集团也降低到六成左右，地方郡县上更是几乎没有了功臣势力的痕迹。
文帝前三年冬十二月(公元前177年)，在基本巩固帝位后，文帝又进一步削减功臣权力。
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遂免丞相勃，遣就国。——《汉书 文帝纪》
功臣之首的周勃，被免职，遣送回封地，皇帝权威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之勃在封国，被监视的地方官诬告为谋反，在文帝将周勃下狱整治后，虽然无罪赦免，可功臣集团的政治势力不可避免的遭到了重创。
不过好在此时诸侯王也不消停，济北王和淮南王的接连反叛，让文帝又不得不依靠功臣勋贵们领兵平叛，因此为了稳定大汉的政局，文帝也只能维持功臣与诸侯王势力的平衡。
有一例便可证明，文帝晚年时功臣集团出身的罢相，对新任丞相人选，文帝意欲用非功臣出身的外戚窦广国，但犹豫许久后作罢，仍旧拜硕果仅存的第一代功臣为相。
总体而言，庞大的功臣集团在文帝时期已经被皇权牢牢遏制住，整体已经出现衰弱。
时期功臣势力的消亡
文帝后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文帝驾崩于，太子继位，是为汉景帝。
景帝登基后非常宠信当年为太子家令的，晁错其人法家出身，有强烈的变革故旧思想，文帝时就多有建策，深得皇帝欣赏。只不过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晁错的一些改革施行，因而多被文帝雪藏。景帝继位后，有皇帝的信任，晁错才开始大展拳脚，丞相申屠嘉不能制，最终被气病而亡。而晁错在被拜为御史大夫，厉行改革时，因首先拿诸侯王开刀，激起了。晁错也在功臣集团和诸侯王势了的内外绞杀下，惨遭横死。
晁错死后，文帝以第二代功臣核心的为太尉领兵平叛，三个月后就平定了乱军。使得景帝趁胜大削诸侯王势力。
诸侯王势力的削弱，不在成为中央朝廷的心腹大患，功臣集团自然也就没有更多存在的价值。
功臣集团借平叛的功劳，其权势又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不仅周亚夫得拜丞相，而且在政事上对景帝多有干涉。
废太子时，周亚夫就横加阻挠，已经惹得皇帝不快。之后景帝想要封皇后兄长为侯时，周亚夫搬出高祖时“非有功不得侯”的约定来阻止，让景帝不得不放弃。后来又有匈奴王徐庐等六人降汉，景帝想封他们为侯，周亚夫再次劝阻，这次景帝不听，直接下令封其六人为侯。
反对外戚封侯，周亚夫以“白马之盟”来反对，倒也无可指摘，但对待降汉的匈奴王，封他们为侯自然是利大于弊，有助于分化瓦解匈奴内部，作为丞相的周亚夫出言反对，很明显有维护功臣集团地位独占性的私心作祟。
周亚夫没有意识到，国初诸侯王与功臣集团屏障中央的那套制度已然瓦解，诸侯王势力不在成为威胁，功臣集团也，皇权在经文景两代帝王的努力下，已然成为最强势的一方。若还大摆功臣架子，以列侯世家自居，等待他必然是皇权的无情碾压。
景帝后元年(公元前143年)，因周亚夫之子买甲楯五百被作为葬器，还仗势不给钱，被人诬以谋反，景帝顺势将其下狱治罪，最终周亚夫绝食呕血而死。
功臣集团势力在景帝朝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总共担任三公九卿之高位的，功臣集团仅不过十一人。而且根据《西汉开国功臣封爵列表》中的统计，国初分封的一百四十多人的列侯，在文景两朝因罪等其他原因被除爵的，就高达七十人之多，功臣集团的消亡速度可见一斑!
这一年景帝还破天荒的任命非功臣出身的为丞相，和周亚夫的死一样，都标志着功臣集团已经无力影响大汉的政局，同被中央牢牢钳制的诸侯王势力一道，黯然退出了政治舞台。
所以汉初的功臣集团的消亡并非偶然，他们的存原本是刘邦为了平衡国初复杂的政治环境，而特意分封、妥协的结果，他们与刘氏诸侯王一样，都是用来屏藩中央，保障刘氏皇权。
大汉的天下本是刘邦和那些功臣一起打下来的，功臣集团凭借军功掌握着军政大权，皇权在立国之时不可避免的相对较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权的排他性、自利性不断显现，也就需要开始加强专制集权。诸侯王、功臣集团的都是威胁皇权集中的障碍，故不管是削藩也好，抑制功臣也罢，都是强化皇权专制的表现，因而功臣集团的消亡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