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创立的密折制度多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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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在创立密折制度时曾这样地概括说:“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前朝皆用左右近侍，分行探听。此辈颠倒是非，妄行称引，偾事者甚多。”他认为自己推出的密折制度是站在总结重大教训的基础之上得出来的，并且“惟朕能行之”。

　　康熙对密折制度赋予的第一重要属性就是绝对高度机密，目前可知的康熙最早的密折内容是包衣给康熙上的一份密折，其实内容无非都是一年中的雨水和收成或者物价等琐事，完全与秘密无关，但是在康熙看来，不管汇报什么轻重的内容，只要是不经过通政司等衙门直接递交给他的都是绝密，因此他嘱咐李煦:“凡有奏贴，万不可与人知道。”《李煦奏折》

　　此时康熙的这种君臣互动多用于身边心腹并派驻江南织造等地，除了汇报日常外，还担负起收集一些关键信息的任务。康熙曾叫李煦将江南的一些传言扫听清楚，他说:“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五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后康熙晚年又扩大密奏人员，这些人包括、、都统、尚书、副都统、侍郎、学士等官员。康熙并规范其中大体格式与内容“一体于请安折内，将应奏之事，各罄所见，开列陈奏。”《实录》

　　康熙之所以放开密折制度，他亲自做出了解释，认为江南出现动荡，信息不灵，有时得到的消息真假难辨，“言官类多瞻顾缄默”，“为君者”若不能“见于几先”，则“渐使滋蔓，其弊矣。”此外康熙认为自己的密折制度完全区别于明代的的谍报制度，认为这样也不可靠，弄的人人自危，“反至于偾事”。至于和那样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易服微行之事”，也不屑为之。

　　而密折制度的推广会让“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惧修省矣。”同时康熙清晰认识到对于密折制度也存在死角，“令人密奏亦非易事，偶有忽略，即为所欺”，如果不是靠自己“听政有年，稍有暧昧之处，皆洞悉之。”因此他也颇为自信地说:“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尔。”认为这项制度只有他才能推行，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四儿子在其身后将此制度推向了最高潮，无论是参与人数和级别和密折数量均创最高纪录无人打破，这是下文的重点。

　　康熙一朝总共才有一百三十七名官员获得写折子的权力，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康熙对于一些官员不能很好的分清奏折和问安折曾这样说：“请安折子不应与此事一处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哪里去了?”

　　有的臣下出于殷勤，反复给康熙递交奏折外又送各种地方吃食：“奴才于四月二十八日购到新鲜者，味甘微觉带酸，其蜜浸与盐浸者，俱不及本来滋味。切条晒干者，微存原味，奴才亲加检看，装贮小瓶，敬呈御览。”康熙尝后并不喜欢吃，于是批示给他说说：“乃无用之物，再不必进。”然而没过多久，东西又送过来了康熙为此反复在奏折中批示别送了，我不吃等等，虽然深知臣下出于孝敬之心，但是循环往复在处理政务之余，还要对此批示，破费心力，对于开创这项制度的康熙本人对此也无可奈何。

　　康熙对这项制度除了保有自信外，他对待这项互动其实是相当谨慎，对密奏官员对此叮嘱:“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此外，对于当时官员文墨之事多仰仗师爷，康熙特意叮嘱唯独这项政务必须官员亲力为之，“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闻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可谓康熙版的“重要事情说四遍”。《曹家史料》虽然几度要求“小心”，但对于奏折，康熙往往是批阅后返还本人，因此官员们“皆有朕手书证据在彼处，不在朕所也。”因此也导致了康熙时期本来不多的密折散佚。

　　二、为何特别钟爱密折制度?最后被群臣弄得破口大骂。

　　前文提到，康熙以为密折制度只有自己才能做，没想到他的儿子将这项事业推向高潮，甚至成了十三年期间重要的治理地方的一件法宝。雍正刚登基就做出一个惊人决定，将此前康熙与地方官密折都要收缴中枢保存，为此他下发谕旨说:“所有皇考朱批谕旨，惧着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上谕内阁》

　　虽然如此警训，还是出现了官员隐匿私藏的案件，或许是担心与康熙之间的秘密互动为新所知从未被牵连。如蔡珽就因私藏朱批奏折，犯“大不敬”罪，差点因此被捕。《》虽然法令严峻，仍有迟缴者，甚至到了雍正做了八年皇帝依旧还为此事发布谕旨“:向来未定呈缴之期，以致各员迟早不一，着通行晓谕，凡接到朱批者，仍旧乘便呈缴。”《实录》直到三年后，雍正对此推迟不缴者大发雷霆:“近来检阅各省奏折，竟有尚未缴进这，或有迟至一二年缴进者。着通行严饬，凡折奏大员，即将从前奉到朱批，逐一查明封缴，倘再任意稽迟，或至遗漏，一经查出，必加严处。”

　　因此在雍正连续索要康熙密折，竟然出现了少数恳请雍正能够让他们暂留保存。如署理湖广总督福敏这样请求雍正:“再，臣奉到御批奏折，应即恭缴。因臣恋主心切，请暂存臣署，俾得时时跪诵，如觐天颜，容臣回京之日亲缴。”

　　虽然严控康熙密折自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雍正对这项制度不仅没收紧，相反全面放开，是子承父业的一大典型。康熙去世的十六天后，雍正就下旨:“内而大臣以及闲曹，外而都抚以及州县”

　　，有适当人选，便“具折密奏。”甚至规定各部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后世多将雍正治天下形容为“结网的蜘蛛”不无生动，各级官员在制度性的密折制度推动下，形成了有效的良性互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对比来看，康熙一朝，能够与之互动的密折折大约百余人，但雍正朝十三年中，却有一千一百余名之多。虽然数量之多，参与人数之广，但雍正对于密折的“密”字始终保留最大底线，被指定转呈密折的心腹大臣如早期的隆科多，和后来的张廷玉无不是“亦不敢令闻知一字”。雍正均是亲自阅览，不叫旁人帮忙。他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

　　可见密折制度在雍正心里的重要性。此外，这项制度逐步完善，雍正甚至亲自不厌其烦教导他们如何规范书写奏折，其中细化到如何用纸和奏折的书写内容和数量。

　　当时的奏折都是地方大员专门派家人或属员赴京，直接送到宫门，所以这项工作的成本抛费是巨大的。那么一个官员，一年究竟给皇帝奏报几次和适合?雍正曾经给宁夏官员的朱批给出了明确答案：“遇到应该承报的事情，就是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

　　雍正二年(1724)年的二月，云南总兵在折子里说，日前在京城陛见时奉旨，恩准每年用密折奏报两次，现觐派人送折子一次。雍正在回复中颇为不耐烦地说：“并没有限定你每年一定两次，有要奏报的事，怎可拘于两次而不报;平安无事，何必非要凑够两次做什么?”

　　面对大量官员讨好无事发来的奏折，雍正颇为无奈，如在给南天培的奏折中说：“嗣后酌量必应奏者具奏，不可无事频来。”“路途遥远，既无紧要应奏事件，何必为塞责之举!”

　　除此之外，对于臣下如何送折子，雍正也是。当时主管漕运事务的总督张大请求希望朝廷准许他动用驿站马匹奏报漕运事务。雍正回他说 ：“若有要紧奏折，可乘驿马送来;一般寻常的奏报，像某船经过某闸之类，不但不应当骑驿马，而且可以免去不奏。”

　　然而这项制度的全面铺开后，雍正算是捅了臣下的马蜂窝，地方大量官员没事找事，频繁给雍正上奏，以此谄媚讨好献殷勤，赶上雍正心情好，倒也很是受用。比如护领永福于三月二十五日奏报他祈祷雍正康复的事情说：“先闻圣躬欠安，奴才哭泣祈祷于天，将圣主患此疟疾，我愿己身加二倍病之，亦祈祷圣躬万安。”不难看出雍正被其话语感动，却故意嗔怪说：

　　“永福胡奏之语，。胡说之极，果应其言，亦奇事也。”

　　收到贵州布政使传递的奏折后，雍正一看全是芝麻谷子糠，于是回复他说：路途这样远，若没有什么必奏不可的事，就不要徒劳往返了，如果把不时呈报奏折，作为“挟制上司，恐吓属员之举，尤其不可”，这不过是“倚杖小才技，弄聪明，非长策也。”然而雍正当时“微博”式的奏折互动，还是不时遇到“扯闲篇的”。直隶官员因为下雨赶忙给雍正汇报，雍正批示：“下点下雨，絮絮叨叨”。 江西布政使李兰在的事情后面写道“皇上洪福”，雍正朱批道：“朕深厌此种虚文。”

　　雍正政务极其繁忙，有时脾气急躁再所难免，这个时候收到的臣下许多拍马屁的奏折，往往拍到了“马蹄子”上。雍正三年的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给雍正一下送来三件折子，雍正一看，所奏的事情早就上报各部了，于是非常生气地质问他说：“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然而雍正的不断申饬下，还是未能阻止大量“垃圾奏折”，的涌入，这项工作被臣子们注入了大量的“套路”，没事就递折子，说废话，跟雍正献殷勤，扯闲篇，让雍正气愤又非常无奈。

　　有时候雍正一口气喷出来的回复颇有气势，甚至对仗工整，间不容发“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朕从来不会心口相异。”总之其父康熙开创的奏折制度让雍正不仅“发扬光大”，同时也注入了雍正的大量个人色彩，在那个森严壁垒的红墙之下，传递出宫廷政治生动鲜活少有的“说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