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全明明比康熙更加年长 福全为何没有成为继承

　　还不了解：和福全的读者，下面双元制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为何要把皇位传给康熙，而不是更加年长的次子福全?

　　顺治十八年(1661年)，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驾崩。在其去世之后，年仅八岁顺治皇帝第三子成功登上皇位，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

　　其实透过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康熙的“上位”是极具偶然性的，因为按照中国古代“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皇位传承制度，非嫡非长的康熙并非最具“传统合法性”的皇位继承人。相比之下，他的兄长，也是顺治皇帝第二子的福全更应该登上皇位。

　　然而，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没有让福全继承皇位，无疑是顺治皇帝与他的生母所做出的的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福全用他一生的表现证明了他只能成为一代“贤王”，终究无法取得康熙皇帝这样的有着宏图伟业的一代帝王。

　　而选择康熙，没有选择福全，也就此成为了大清王朝发展历史上的一次无比正确且极为“幸运”的决定。

　　福全最终“输”给了康熙，上演现实版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许多史料中，一提到福全，便会提起在他幼年时期的一个故事。

　　顺治皇帝在询问福全毕生志向的时候，他只淡淡的说了一句：

　　“愿为贤王。”

　　这句话除了体现出福全对于皇位的无欲无求外，也体现出了其宽和平淡的性格特点。单从这一点来说，福全也确实缺少了能够成为一代帝王的气魄，这比起康熙来说确实是逊色不少。

　　不过历史上福全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确实是值得商榷的，毕竟顺治皇帝去世时他才只有九岁，以如此小的年龄就有这样的“政治觉悟”，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

　　所以，这样的记载似乎更像是为了反衬福全的性格与康熙继承皇位的“合法性”，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

　　实际上从无论是顺治皇帝，还是孝庄太后，福全与后来继位的康熙皇帝，都不是他们心中真正心仪的接班人。

　　对于顺治皇帝而言，自然是希望由其非常宠爱的董鄂妃所生的皇子来继承皇位。

　　顺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为顺治皇帝生下了皇四子，顺治皇帝是兴奋异常，不仅祭告天地，接受群臣朝贺，更是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当众颁布“皇第一子”诞生的诏书，可以说顺治是将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视作了是自己嫡出的长子。

　　只不过天命不假，这位皇子不到百天便去世了，顺治皇帝对此是非常伤心，他下令追封其为“和硕荣亲王”，还以极其隆重的礼仪治丧，并且为其修建了远超规制的陵寝，以示恩宠。

　　在此之后，顺治皇帝对于董鄂妃的宠爱是只增不减，也足可见董鄂妃在其心中的地位，是其他后妃远不能比。

　　至于孝庄太后，他更希望是的具有科尔沁蒙古血统的顺治皇子来继承皇位。

　　为此，在孝庄太后的安排下，顺治皇帝先后迎娶了两位出身于科尔沁部落，并且与孝庄太后有着亲缘关系的蒙古皇后。不仅如此，顺治后宫中，被正式册封，享有尊号的后妃，无一例外，也皆出自蒙古部落。

　　孝庄太后这样做，无疑就是为了让具有蒙古血统的顺治皇子来继承皇位，这样不仅可以继续巩固满蒙关系，同时也能进一步提升蒙古诸部，特别是她所在的科尔沁部的地位。

　　只不过，由于这一时期顺治与孝庄之间紧张而又不和的母子关系，这些蒙古后妃不约而同的遭到了顺治皇帝的抵触，始终诞育皇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福全、康熙以及其他健在的顺治皇帝的皇子，无论谁继位，都不是顺治以及孝庄最想要的结果，如此一来，顺治的皇位传承，也就成为了一种颇为“无可奈何”而又必须做出的选择。

　　其实，顺治皇帝最终选择康熙来继承皇位，也是经历了一番周折的。

　　由于他的几个儿子年龄非常的小，他害怕他的儿子们也如同他一样，经历一般的宗室王公擅权专政，于是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堂兄。

　　这个想法孝庄太后极力反对，深得顺治皇帝信任与仰仗的外国传教士也持有同样的意见，他认为：

　　“幼主临朝固然会影响政局，但帝系转移也会引发新的危机。”

　　于是在汤若望的建议下，顺治皇帝放弃了让自己的堂兄岳乐继承皇位的想法，转而要立福全为接班人，而这个时候孝庄却坚持要立康熙。

　　在这样的情况下，顺治皇帝又去征求汤若望的意见。这一次，汤若望再次与孝庄的意见一致，他认为康熙出过天花并且痊愈，进而对于这种疾病有了终身的免疫力。

　　而顺治皇帝自己本身就是因为身染天花而命不久矣，在此之前，他最爱的董鄂妃也是因为得了天花去世，于是顺治皇帝就此下定了决心，册立康熙为自己的接班人。

　　就这样，康熙可以说是“因病得福”，非常“幸运”的登上了皇位，而福全却是因为没有“生病”，而最终被顺治皇帝所放弃。

　　只不过，如此的结果不仅是康熙皇帝的“幸运”，同时也是整个大清王朝莫大的“幸运”。

　　一场“乌兰布之战”，将福全性格上的缺陷彻底显露。

　　康熙皇帝登基之后，对于他的这位兄长可以说是非常信任与器重，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的时候，福全就被封为裕亲王，并奉命参与议政。在此后的平定“”的过程中，他又立下大功，于是福全与其堂兄弟，即礼亲王之后、康亲王杰书，共同成为了康熙最为信赖的皇室宗亲而被委以重用。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决定大清与蒙古准噶尔部落之间命运的“”打响，福全也就此迎来了人生的一个“由盛而衰”的转折。

　　面对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不断逼近，康熙皇帝亲封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统领的三万军队，出古北口，并封常宁安北大将军，统领的两万军队，出喜峰口，两路军队齐头并进，企图对噶尔丹形成夹击之势。同时，康熙又调盛京与吉林将军麾下一万主力部队，从东向西，协同两路军队战斗。而康熙皇帝在两路主力出发后，殿后随行，然而行军途中，康熙皇帝得了风寒，遂“从诸臣之请”回朝养病，重新任命福全为主帅，提辖一切军务。

　　就这样，福全北上三万主力部队与噶尔丹的两万精锐在乌兰布通地区相遇，大战一触即发，而福全也成为了这场战斗中清军的实际指挥者。

　　整场战斗异常残酷，双方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伤亡，尤其是清军这面，随军出征的，同时也是康熙皇帝亲大舅的佟国纲壮烈牺牲，身死殉国。最终清军的惨胜而收场，也顺势完成了对噶尔丹的合围之势。

　　而就在此时，噶尔丹派遣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济隆作为使者，前往福全的大营进行求和。明眼人都了解这是，可福全却不顾众人的反对，非常“厚道”答应了噶尔丹的请求，下令“暂止不击”。于是乎，噶尔丹趁着夜色，率领着残兵败将逃之夭夭了。

　　不仅如此，噶尔丹在逃跑的过程中，也遭遇到了清军的堵截，可他们却依旧靠着福全“暂止不击”的命令，堂而皇之的在清军的眼皮底下离开。待清军这面缓过神来的时候，噶尔丹又纵火燎原，截断了清军追击的路线。

　　就这样，康熙精心设计的全歼噶尔丹的计划，就此彻底破产，随后康熙不得不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两度亲征，最终将噶尔丹彻底打败。

　　康熙在得知福全犯下如此“幼稚”的错误，将噶尔丹后，是痛哭不止，可福全毕竟是他的亲哥哥，于是在战后也只得下令对福全处以罚俸三年的处罚。至于常宁，也因为行军不利，没有及时参与到征战以及后来追剿噶尔丹的过程中，被康熙同样处以罚俸三年的惩罚。

　　可以说，福全是一口气，将他的两位弟弟都给“坑惨”了。

　　其实从当时的情况的来看，福全的“厚道”，或许有他的理由。

　　一方面，经过血战之后，清军伤亡惨重，也需要进行休整，同时等待常宁军队的支援。

　　另一方面，佟国纲的阵亡已经是满朝震惊，而此时福全的军中，宗室亲贵、朝中重臣不在少数，例如福全自己就是康熙皇帝的二哥，康熙的皇长子胤褆，康熙的国舅兼老丈人，还有权臣，都在福全军中效力。所以福全此举更多的还是以“稳”为主，生怕再出什么意外，而无法向康熙皇帝交代。

　　然而，这无疑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福全性格上的致命缺陷，那就是缺乏当仁不让的果敢与坚决，遇事优柔寡断，甚至存有妇人之仁。

　　也正是因为如此，“乌兰布之战”清军付出了惨痛代价，并且牺牲掉了大国舅佟国纲，也没有换取康熙皇帝想要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在胜利的果实即将唾手可得的时候，却因为福全的“厚道”而彻底葬送，可谓是得不偿失。

　　而这样一次战场指挥与决断上的“重大失误”，充分证明了福全终究难堪“领导者”的重任，更不要说成为了一代帝王了。

　　“擒”、“平三藩”、“收台湾”、“抗击沙俄侵略”、“亲征噶尔丹”，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于康熙皇帝历史功勋的总结与评述，而达成这样的辉煌成绩，无不需要的是一代帝王的气魄胸襟，以及坚决、果敢、顽强等等诸多卓越的意志品质。

　　试想下，如果是换做福全，他能在的环境下坚强隐忍，出奇制胜而扳倒鳌拜么?他能在半壁江山尽失，各地叛乱不断的情况下，依旧沉着冷静，淡然指挥，最终赢得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么?他又能够本着一战到底，势要“斩草除根”的决心去迎战噶尔丹么?至少从他在“乌兰布通之战”以及其人生中的经历表现来看，福全很难做到这些。

　　所以，正如史料中记载的那样，那句“愿为贤王”，倘若真的是福全所说，说明他从小便有着极强的，而即便是后人评述，这也是对福全一生非常恰当的评价，他可以是一位非常好的帝王辅佐者，但终究无法成为一代合格的帝王。

　　由此可见，顺治去世后，由康熙而不是福全登上皇位，真的是大清王朝的“幸运”，而这无疑是历史的一种“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