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内务府里边的水有多深 一个鸡蛋十倍价格

　　对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双元制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清代内务府的水有多深?吃个鸡蛋比老百姓贵10倍，没人敢揭穿。

　　但凡中国人，都有官本位的思想，谁都渴望当领导，为了这个目标每个人都不断奋斗。

　　但领导也不是那么好当，官越大，管的人越多，要协调的人际关系就越复杂，背着的压力业非常大。

　　就好像现在的二十岁出头的职场人，总想着自己当老板，没人约束多好，想什么时候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就跟古代的的人想当皇帝一样，觉得皇帝权力大，老婆多，想怎样就怎样。

　　其实皇帝这份差事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风险高、工作量大，光是后勤报销这事，就很难去核对。如果你问皇帝每个月的伙食开销是多少，估计连皇帝自个儿也不清楚。

　　皇帝吃贵鸡蛋

　　根据留下来的食堂账本统计，皇帝的伙食费开支，每个月是48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是15万，一个月吃了15万伙食费，这个数量是相当惊人。

　　到了清代，这个费用更是飙升得无法想象，皇帝每年光吃肉要消费一万斤，家禽3000只，伙食费达到恐怖的20万两白银。万历皇帝比较懒，有30年不上朝的记录，对财务问题不上心可以理解，溥仪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居然能吃这么多，也是奇事。

　　清代上班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大臣们为了不迟到，每天起得都比鸡还早。有一次就问早早来上班的大臣，吃早餐了吗?大臣说吃过了。乾隆又问都吃了什么早餐?大臣说家里不富裕，就吃了几个鸡蛋。

　　乾隆一听非常生气，说十两银子一个鸡蛋，我都不敢吃这么多，你还哭穷?大臣一听了解有人搞鬼，又不好说什么，就说自己家买的都是残次品，比较便宜，吃不起质量好的。乾隆才释怀，安慰大臣说以后会涨工资的，别急。

　　到了时期，宫廷鸡蛋的进货价已经是三十两银子一个，而市场上才卖四个铜板一个。又喜欢吃鸡蛋，每年要吃掉上万两白银。有一天光绪跟翁同酥闲聊，说鸡蛋很好吃，就是太贵了，翁老师吃得起吗?翁同酥不好直言，就说过年的时候才买，给孩子们解馋。

　　无论是乾隆还是光绪，都以为鸡蛋是高档消费，其实是内务府故意把进货价拔高，从中牟利。

　　领导也没辙

　　皇帝非常节俭，每年全部生活支出，还不及后来的一半。皇帝节俭，后勤部门就清汤寡水，官员就想着如何开发生财之道。时间一长，道光皇帝觉得不对劲，就想着搞下调研。

　　有一天开早会，道光皇帝突然问曹振庸，家里平常做饭是谁买菜?曹振庸了解道光最赏识的干部，就说自己平时下班就上市场去买菜。这确实是实话，曹振庸不但自己买菜，还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跟菜农吵架。

　　道光接着问他，鸡蛋多少钱一个?曹振庸可是老江湖，情商很高，心想后勤都是皇帝的身边人，自己岂能掺和，就借口说自己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大夫叮嘱千万不能吃鸡蛋，所以家里一直没敢买鸡蛋。

　　道光上任前，曾经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觉得实在是好吃，一直念念不忘。登记后道光就指示伙食可以多弄些汤面，不用太多讲究，想把伙食费用降下来。

　　第二天后勤的内务府递上一份报告，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选派干部挂帅，修建厨房一所，增加编制人员若干，拨付筹办经费六万两，每年还要一万五千两银子运营。道光一看差点晕过去，这么大的动作还不如直接到外面去买，内务府的人却说那家店已经关门了，道光只好认栽。

　　有一次皇帝的书房门坏了，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个新的，咸丰说修一下就行了。门修好了，报销单据上写着5000两，咸丰非常生气，立即要求彻查此事，绝不姑息。可查了好几圈，结果出来了，是新来的官员经办的，业务不太熟悉，加上第一次给皇帝办事，心情难免紧张，手一抖把50两写成5000两。

　　既然领导还有点专业知识，后勤部门着实小心谨慎，但领导也不可能事事都查，时间一长依然还是老样子。

　　光绪与关系微妙，乘六十大寿，定做了手镯作为生日礼物，以示忠心。内务府的总管庆宽是经手人，报销了四万两白银。光绪问怎么这么贵，庆宽说太后看过很高兴呢，这事让光绪很不爽，想要除掉这个蛀虫。

　　恰好此时庆宽通过包揽慈禧寿辰庆典的采购，中饱私囊，被同事揭发，光绪顺势撤掉了庆宽一切职务。

　　但两个月后，吏部班子开会研究干部任免，大家一致推荐庆宽担任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十足的肥缺。光绪很无可奈何，从此不再过问后勤之事。

　　制度约束人性

　　慈禧当政那几年，是清代最为腐败的时期，因为慈禧本身就喜欢敛财，收礼少不了帮手，鼓励报销就成了她挑选忠于自己的大臣的方式，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有一回后勤出去采购了100个皮箱，每个箱子报销六十两银子。军机大臣阎敬铭自己当过基层人员，了解里面有猫腻，便悄悄告诉慈禧，市场上的皮箱每个不超过六两，很明显内务府虚报账目欺骗领导，要彻查此事。

　　慈禧一听，连连摇头，说别听人家乱说，哪有这么便宜。阎敬铭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就说自己前天才买了一个，还是名牌的，不过几两银子，要是集中采购更便宜。

　　慈禧这下不高兴了，说你能耐，给你半个月时间，帮我买100个便宜的箱子，办不成你负责。

　　阎敬铭说没问题，第二天兴冲冲就带着钱上街买箱子，却发现所有的箱包店都没开门，好不容易敲开一家店，老板告诉他，宫里发话说所有箱包店停业整顿半个月，如有违反立即查封。

　　阎敬铭心想还不信邪了，写了一封信给天津道台，请他代购100个皮箱快递过来。半个月过去天津那边音信全无，送信也不见踪影。后来阎敬铭才了解，有人塞给送信的一千两银子，让他滚远点，不然小命不保。

　　你看，内务府这些官员都是坏掉吗?其实不然，这些官员都是经过层层选拔，品德不会有大瑕疵，业务更不可能不精通。但是在清代，内务府就是最腐败的部门，是腐败分子的温室，许多官员勾结成串，形成一个网络，连皇帝也没辙。

　　其实原因也很明显，就是内务府缺少一个刚性的制约制度，在皇帝身边工作，其他部门巴结都来不及，谁还敢去监督?内务府人员多达3000人，皇帝一个人也监管不来。

　　这就是人的本性，人是理性动物，趋利避害是人性的选择，本质上无所谓好和坏，这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原因。当获取丰厚利益的机会无处不在、暴露的概率又很低，人就可以选择利益为上。

　　虽然道德约束可以改良人性，但却不像制度和工具那样直接和有效。好的制度就是这种工具，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科学设计诱导人们弘扬正能量，克制贪念，主动当一个好人。

　　历史示我们，坏人是坏制度惯出来的，好人是好制度约束的，与其寄托于发现好人，不如下功夫在建立制度上，形成机制，这才是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