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杨士奇在历史上有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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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在明初政治舞台上之所以，不仅跟明初帝王，特别是仁宣诸帝对他的信任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他性格中的谨慎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谨慎不仅在帝王面前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跟同朝人士相处，也极为谨慎，并多出为他人着想，故甚得君王喜爱，其它朝臣史也甚是拥戴杨士奇。
一、谨慎和善，融洽的君臣关系
杨士奇家境贫寒，但是他对学业一点也不放松。在他外祖父的教导下，学业大进。十五岁开始便开馆收徒讲学。一方面靠教书过活，一方面教书同时，自行修研。建文元年，为了编纂《太祖实录》，朝廷广招天下儒士参与编修。在乡村教书的杨士奇得到了人生转折的一个机遇—由于他才学出众，被选参与编纂《太祖实录》。杨士奇由于才华出众，被破格录用，做了教授。之后，杨士奇平步青云，接连升迁。最后做到内阁大员。
杨士奇，在朝为官，不仅在处事谨慎，且能多为他人着想，故使得众多朝臣服从杨士奇的为人。仁宗还在做太子被命监国的时候，御史舒仲成没有按照时为太子的的意思办事，于是仁宗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仁宗即位之后，由于舒仲成犯了事，蹇义以其所犯之事奏劾舒仲成，得知此事，正合仁宗心中意思，便于他出一口恶气。
杨士奇知道事情原委之后，立即上疏：“为政要言而有信，向来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后，为，曾诏告廷臣，凡有忤旨者一律宽恕。如果现在治舒仲成的罪，则诏书失信，不敢说话的人就多了。就像为太子，召不赴，即位后仍用卫绾，前史韪之。仁宗听了杨士奇的建议，遂没有治舒仲成的罪，使得仁宗朝言路畅开。
杨士奇在内阁多年，为同朝官员在帝前打圆场实例众多，除了上文所列为御史舒仲成之例，还有更多的人受过杨士奇的庇护。例如：大理卿虞谦，在平时说话以及处理事情的时候考虑不周，思维不谨，每每办事，总会出现一些纰漏。次数多了，其办事不密的事实也就为仁宗所了解。仁宗得知虞谦办事不力后，往往出纰漏的情况后，非常生气。于是，下了一纸诏书将其降官一级。
杨士奇根据虞谦的其他优点，在仁宗面前，据理力争，最终终使得虞谦官复原职。另外还有大理少卿虞谦，因为在朝议事的时候，其主张不符合仁宗的意思，收到仁宗处罚。士奇又于仁宗面前劝谏道：“虞谦是应诏陈言，如果有错便给予治罪，那群臣就不敢奏事了。”
二宗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是历史对其评价也算不差，仁宗在位期间，极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明君形象，于是听了杨士奇的劝诫之后，立即升了虞谦的官职，将其升为副都御史，并立即下敕引过，让百官直言朝政之得失。杨士奇在内阁一干就是很多年，虽然他为人处事，甚为谨慎，但是还是没能幸免遭到其他大臣的嫉恨，甚至在面前说杨士奇的不是。
譬如“永乐宣德中。同列有潜公于上者”，“公闻之亦不为憾，待其人如初笃故旧”。杨士奇一心为帝国着想，没有对毁谤自己的同列进行打击报复，一方面使得朝臣们从内心里服了杨士奇的为人，也都乐于与杨士奇为伍，密切跟杨士奇合作，处理大明帝国内部纷繁冗杂的政务，另一方面，在君臣面前，杨士奇的宽宏大量，使得明初政坛少去了许多纷争。
二、远见卓识放弃交趾属国
永乐时期，成祖出兵征服安南，设立了交趾布政司。但是安南跟朝鲜不一样，成祖时期通过武力征服了安南，不过安南黎民反抗明王朝的起义却接连不断。明王朝为了稳定安南局势，前后用兵多次，军士数目达数十万，粮饷耗费尤为巨大。宣宗即位后，也多次派兵征伐安南，但是安南始终出于征而不服的状况，对安南的用兵屡遭失败，损兵折将不说，对明朝的财政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宣宗起初对安南的出兵是很重视的，甚至派陈洽挂帅，由陈洽亲自上前线指挥明军作战，这里足见宣宗对安南用兵的重视。但是兵部尚书陈洽在出征安南的时候遭到安南军队的伏击，兵败之后，陈洽自刎谢罪而死。面对征讨无果，损兵折将，耗费巨额粮饷而不能取得成功的窘局，杨士奇力主放弃交趾，允许交趾实行自治。对此局面也说：“永乐中费数十万人命得此。至今劳而未息，困者未苏。因其请而与之便。”
宣宗朝内阁七人之中，位高权重的杨士奇，杨荣都主张放弃交趾，任其自便，这对于明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交趾离中原甚远，若用武力征服，首先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而征服之后，就算安南不反，朝廷每年对安南的开支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况且，安南每每反叛，更是对明朝造成诸多不便。
如若放弃交趾，对明朝而言，凡有诸多益处。在杨士奇，杨荣的主张之下，宣宗权衡利弊，也同意杨士奇等人的意见。于是决定放弃交趾，迁回交趾三司，召回驻交趾之文武吏士。从此明朝结束了在交趾的强征不能达其目的，每每征讨又损伤惨重的被动局面，并且为明王朝带来了实际的财政好处—“岁省军兴钜万”。也使得明朝南部边疆得到较长时间的安定。
三、举荐贤能，整顿吏治
在明朝初年，由于明帝国的开创者，出身贫困，特别注重节俭，对臣下在廉洁方面的要求也相当严厉。所以在朱元璋时代，明朝政坛是比较清廉的。但是，从成祖即位之后，由于帝国建立已经有了些年代，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之风盛行。特别是到了仁宣二帝的时候，明朝的吏治成了封建领导集团不得不引起重视的问题。面对此等关系王朝正常运转，国运长存问题的大事，杨士奇等人在这方面也付出了不少努力。
宣德三年亦即公元，在一日，散了早朝之后，特召杨士奇、杨荣到文华门，向二人说：“年来贪浊成风，何也?”杨士奇对此问题关注已久于是答道：“永乐已有之，今为甚耳!”宣宗知道杨士奇对吏治问题也很关注，于是又问现在谁平时贪污行为最为严重。杨荣旋即回应宣宗，刘观的贪污行为最为严重。刘观当时的职位是都御史平日里私纳贿赂，贪污甚重，而且在刘观的影响下，他下面为官的众多诸御史眼见上司贪污，于是也贪纵无忌，甚为污浊。
宣宗了解情况之后，向杨士奇，杨荣提出由谁来代替刘观的位置。杨士奇经思量推荐了通政使顾佐。宣宗遂撤掉了刘观的职务，擢升顾佐为右都御史。杨士奇在仁宣时期，作为明初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在对用人上有着其独到的见解。他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任人唯贤。“取人必先德行，而后才能”。在他看来，用人必须首先了解其德行，这里的德行就是要看所用之人，是否能封建伦理纲常，是否能为封建统治服务。
符合此德行之人，然后根据其自身才能高低，委以职务。在宣宗时期，为了选一个人出使交趾，有人举荐伏伯安，说其能言善辩，有口才。可以担任出使交趾的大任。但是杨士奇认为伏伯安“言不忠信，虽蛮貊之邦不可行，往且辱国。”这里既体现了杨士奇在用人上的另外，杨士奇为大明朝选拔人才时还主张兼取南北有才之人，不可偏向任何一方。仁宗曾认为“北人学问，不逮南人。”而杨士奇则言：“长材大器多出北方，岂但南人可用也”主张取士时要兼取南北人才。
最后，杨士奇在选人任人的时候，还特别注重一点，“极刑之家，有贤子弟勿弃。这在封建社会而言，用人上能有如是意识，实属不易。在这样的选才思维指导下，杨士奇为明初选拔了很多能办实事，公正不啊的良臣。在他所推荐的人士之中有江西籍的，也有非江西籍的。
当时的王直就对杨士奇在举人方面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杨士奇所举贤才，列于中外者五十多人，皆能正己恤民。取人，必先德行而后才能，无问识与不识，博询于众论而信乃举。”气周忱、况钟都为杨士奇所举荐，他们“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臣”。
四、总结
杨士奇的谨慎也许是出于封建社会读书人固有的本性，抑或其天生固有的谨慎，且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能如此谨慎。有一点历史明显告诉我们，由于杨士奇的谨慎，使得他在伴君如伴虎的情形下，能得以善身。相较与解缙的狂放不羁，杨士奇的谨慎无疑是其在明初政坛得以的重要条件之一。杨士奇推荐的重任对明初政治稳定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这既得益于他们自身的优秀品质和处事能力，也得益于杨士奇不分贵贱，不以地域为界限的人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