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退休之后 他们最后还能复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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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致仕”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官员的管理和约束。官吏普遍推行“七十致仕”制度,但在特殊情况下出现致仕后起复以及不致仕现象,也是对致仕制度的补充。致仕官起复起复,一般是指传统社会中,官员遭父母丧,守制尚未满期而应召任职的现象,也可以泛指罢官、降职、致仕等官员被重新起用。本文中的“起复”即指致仕后,重新出仕。致仕官起复,即致仕官结束致仕状态,重新担任官职,开始政治生活的现象,它是唐代致仕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形。
一、致仕官受起复征召原因
大部分官员致仕后,即安心开始致仕生活、不再过问政事,是为常态,而这种行为也受到时人的称赞。不过,也有少部分官员因各种原因而再次返回政坛。这种行为在史书中亦未见过多的责难之辞。因此我们可以说,致仕和起复是官员所处的两种不同状态,如何看待二者,必须结合致仕官自身情形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需要来具体分析。
在更多时候,起复往往是致仕制度的有机补充,它弥补和完善着致仕制度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在唐代,致仕官的起复实乃少数,非普遍现象,有此待遇的官员基本上为朝廷或的恩典所致。不同致仕官员受到起复征召的原因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朝廷需求、统治者需求和官员个人需求三类。
朝廷需求。朝廷需求,即国家或朝廷对致仕官有某些方面的需求而要求其起复。当国家边境上发生战事,或国家内部出现叛乱,急需人才以稳定军事局面和政治形势,但朝廷现任官员难以堪当大局之时,一些在任时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而现己致仕的官员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朝廷往往会临时让这些致仕官起复,赋予官职,或命其出征,或遣其镇守,发挥他们具有丰富军事经验和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的优势,继续为国家效力。这批起复的致仕官基本上都以武将为主,且多是致仕赠官二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少数为三品以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太宗朝因边事起复的三位致仕官,在战事结束、班师回朝后即“依旧致仕”,不再继续任职。其起复乃因事而起,事毕则职罢,避免了致仕官起复后可能出现的恋栈不退现象。
从高宗朝开始,致仕官起复则略有不同,在战事结束、将领回朝后,皇帝并未让其恢复致仕状态,而是依旧任职。在这种情况下,起复致仕官亦会觉得年高在任颇为不妥,于是再次乞骸,方得致仕,如睿宗朝唐休璨和肃宗朝苗晋卿等。而对于安邦定国立下大功的起复官员,有的时候皇帝还会极力挽留,不允其再次致仕的请求,于是起复官员只能一直为官,直到终老于任,如则天朝、王及善,玄宗朝解琬等。
之所以出现以上两种不同情形,是与皇帝自身经历与用人风格密切相关的。太宗皇帝身为秦王时,即常年在外东征西讨,为初创唐代的稳定而,自身积累了丰富的军事阅历、经验和威望,身边一批的武臣亦对其、敬畏有加。因此在登上皇帝宝座后,由于有先前的资本,太宗皇帝能有效地驾驭武将,在国家发生战事时,既依靠这批武将,致仕者予以起复,又不完全倚赖他们,事毕则罢,防止其权力过大。
加上太宗较为务实的性格和灵活的用人政策,于是产生了对致仕官临时起复的现象。而武将们对皇帝既有敬畏之心,又与之关系较为密切、融洽,致仕武将们亦乐于为太宗效力。太宗之后的历任皇帝,大多缺乏军事方面的历练,在国家发生战事时,自身无法应对,往往极度倚赖的武将,即便战事结束,也依然对其青睐有加,让其坐镇朝廷以稳定政局。因此才出现了高宗之后,致仕官起复一直任职的现象。
在相对承平时期,对于较有德望、才能和功劳而致仕的部分官员,朝廷有时会在其致仕后一段时间内予以起用,让其继续为国家效力。而对于致仕侍亲之官员,亦会在其守父母之丧结束后重新授予官职。这批起复的致仕官基本上都以文臣为主,且多是致仕赠官三品及以下的官员,少数为二品。少数官员因受排挤而致仕避难,有时朝廷根据需要起复任职。文宗朝官员崔从,因与裴度、相善,为宰相李宗闵“内不喜”。在感受到李宗闵的排挤后,崔从“求致仕,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告满百日去”,已经无官无职,接近致仕,只要朝廷批准,崔从就会正式致仕。这种情形与自居易乞闲后智求致仕的情形颇为类似。
但崔从并未像那样致仕,因为朝堂上“众哗语不平”,朝臣们对崔从这样有才德的官员既同情又需要,于是“宗闵惧,复授检校尚书左仆射、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崔从最终因朝廷舆论需求而回到官场。以上事例也说明,在唐代后期,官场舆论对于官员的致仕和起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朝廷统治需求
统治者需求。统治者需求,即皇帝个人对致仕官有某些方面的需求而要求其起复。部分官员在任时,自身颇具才干或德望,品秩崇高,多是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又因际遇与皇帝关系密切,受其高度信任和重用。方其致仕后,皇帝往往因思念旧臣而让其起复,继续委以重任,依旧宠遇不衰。如玄宗朝名臣张说即是一例。其早年与身为太子的关系密切,“帝在东宫,所与秘谋密计甚众”;又颇具行政和文学之才,适合玄宗开元中期用人需求,因此“卒为宗臣”。虽因卷入党争,遭到勒令致仕的惩罚,但一年后即复拜尚书左丞相。
为了体现张说起复的重要性,“视事之日,上敕所司供帐,设音乐,内出酒食,御制诗一篇以叙其事”,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史言张说“当时荣宠,莫以为比”。爆发,逃亡成都,肃宗即位于灵武,承担平叛重任。左相(侍中)苗晋卿在其中出谋划策,功劳颇大,又备受皇帝信任。后“贼寇渐除”,政局趋稳,苗晋卿以太子太傅致仕。但到了第二年,“帝思旧臣,复拜为侍中”,可见皇帝依然对苗晋卿青睐有加,亦非常倚重。
文宗朝官员萧倪乃“先朝”,为官“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时论称之”,亦为文宗所敬重。萧倪以尚书左仆射致仕后,文宗时常想要再次任命其为官。于是先在萧倪丁母丧丧免之后予以征召:后“复以少师征之”,有意让其辅佐太子:又托萧倪弟萧傲“赐倪诏书匹帛”,让其“一来京国”,仍然准备授其官职。虽然文宗的征召均被萧倪婉拒,但从中可见皇帝对萧倪不但敬重,而且予以特别恩宠。
除了上述一、二品重臣之外,部分官员自身具有才德、功绩,而且往往曾与皇帝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其致仕后,皇帝又重新想起这批人,委以官职,让其为己效力尽忠。不过这些官员的品级略低于那些起复的朝廷重臣,多数为三品或以下级别的官员。
官员个人需求。极少数官员致仕后,由于政治经济待遇和生活状态方面的巨大落差,无法适应致仕生活,又不甘冷清寂寞,于是动用在任时积累的一切人脉关系,积极谋求重返政坛,力图恢复先前的风光荣耀,唐休琮较为典型。最终获得朝廷起复的征召,如愿回归朝廷。这里官员起复原因是其个人的需求,与朝廷和统治者要求官员起复的情形有所区别。
三、总结
以上,我们分类考察了致仕官受到起复征召的原因。面对朝廷或皇帝的征召,大部分官员选择了应允,少部分官员选择了拒绝。而后者拒绝的理由,往往同其致仕时的动机相类似,或是自身生理因素持续不佳,或是朝廷政治环境一直险恶、未有改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