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左良玉矛盾的一生，他叛徒般的人生选择背

　　，明末清初时期景陵，官至平贼将军、太子少保，封宁南侯。下面双元制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提到左良玉，略通的人，特别是晚明史或南明史的人，肯定都有所耳闻，毕竟他是明末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可以说是南明的一哥。因此，不少人甚至可能还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

　　谈到对他的评价，我们翻阅资料，很容易发现好坏参半，争议很大。这是因为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土匪，还有人说他是叛徒，确实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英雄的一面，也有土匪的一面，还有叛徒的一面，于是有人就说他的人生比较矛盾复杂。

　　这些论述有理有据，各有道理。但仅仅看到左良玉矛盾复杂的人生，似乎并不足够，让人意犹未尽。我们还需要理解左良玉身上那些英雄般的，土匪般的或者是叛徒般的人生选择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这就是作就本文的契机。

　　英雄事迹

　　左良玉自幼就是一个孤儿，在叔父的养育下成长。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勇猛，擅长，而且智谋多，能够得到士卒们的欢心，所以战辄有功。

　　1628年—1631年，左良玉镇守辽东，屡立战功。随着时间的发展，到1632年，农民军的势力已经十分迅速，他们已经从陕西进入了河南，形势危急，左良玉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为什么说他勇敢?

　　十一年(1638年)正月，假借官方的旗号袭击南阳地区，屯军于南关，左良玉刚到就看出了异端，张献忠知道事情败露立马逃跑，左良玉射了两箭，射中张献忠的肩膀，一阵刀光剑影，张献忠满脸是血，差一点命丧九泉。为什么说他有智谋?

　　同年，张献忠请求投降，左良玉知道他是伪降，并请求直接攻击，但是总理熊文灿却不允许。结果呢?次年七月，张献忠在经过一年的休整之后，便又再次叛去。有人说这是因为熊文灿本来就是一只菜鸟，这无法证明左良玉的智谋，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督师杨嗣昌计划让陕西总督郑崇俭率、李国奇从西乡进入四川，而令左良玉在兴平驻军，另派其他偏将追缴，左良玉不从。一番争论之后，左良玉还是坚持主见。

　　结果呢?玛瑙山之战，农民军大败，左良玉斩杀了扫地王曹威、白马等等不少农民军将领，张献忠逃到其他山中，他的妻妾也被擒拿。明载“是役也，良玉功第一。事闻，加太子少保。”

　　土匪行为

　　如果有的人仅凭以上战功就论证左良玉是一个英雄，那么这只能怪他们“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明史》记载：

　　应天巡抚张国维三檄良玉入山搜剿，不应，放兵掠妇女。屯舒城月余，河南监军力促之，始北去，贼已饱掠入山矣。

　　放任农民军以山为巢大掠百姓而不顾也就算了，自己的兵也没闲着，而是在舒城囤居，任由自己的士兵劫掠妇女。这种行为难道和土匪又有什么区别呢?

　　之后，淅川陷落，左良玉也并未施救，农民军东下，攻击六合、天长，分掠瓜洲、仪真，甚至攻破盱眙，左良玉不仅坚决不肯去救，而且命令中州的一起上疏挽留自己。

　　崇祯十五年(1642年)，攻打襄阳，左良玉不敢迎战便退兵到了武昌，当他向楚王索要物资未果之后，他就放纵自己的士兵劫掠，火光把整个江面都照亮了。驿传道王扬基夺门出，左良玉“掠其资，并及其子女。”将近一月之后才离去。

　　叛徒体现

　　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败走的时候，左良玉其实已经追上了，这时张献忠派自己的部将马元利带着很多宝贝跟左良玉说：

　　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

　　左良玉便被说得心动了，放了张献忠归去。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以的吊死煤山而告终。之后，福王在南京称帝弘光，左良玉晋升为候。

　　由于当时左良玉“兵八十万，号称百万”，所以等到后来监军御史黄澍便仗着他的势力，顶撞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时候，皇帝派人来逮捕黄澍，左良玉依然选择则留住黄澍不放。

　　二年(1645年)，黄澍借“北来太子”一事，激发大家的怨气，召集三十六营的将士结成联盟。最终造成的结果是：

　　良玉反意乃决，传檄讨马士英，自汉口达蕲州，列舟二百余里。

　　缺乏信仰

　　谈到信仰，不少人感觉这个词深奥难懂，博大精深。《现代汉语大辞典》对信仰的解释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和指南。

　　在左良玉所处的封建社会，这种信仰其实指的就是里的仁、义、礼、智、信等德目。而具体到左良玉身上，我们则很容易发现，左良玉是一个缺失信仰的人，而正是他的种种信仰的缺失，造就了他矛盾而又复杂的一生。

　　1368年春，历尽建立了大明王朝。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经过两百多年的之后，这座大厦从里到外都已经病入膏肓。

　　从里面看，农民军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星星之火即将发展成燎原之势;从外面看，早在1616年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脱了的统治，而且发展迅速，与明朝的战争多是以胜利告终，大清王朝的建立已经指日可待。

　　这是左良玉所处的时代背景。生逢乱世，他，所以能够多次挫败农民军创造了不少所谓的英雄事迹。既然他是朝廷命官，拿着朝廷的俸禄，奋勇杀敌本来分内的事情，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谋以粮稻，与忠君爱国的信仰谈不上什么关系。

　　如果这么说好像有些牵强，那么他地拒绝崇祯皇帝以及其他上级的诏书，则显得有些过于跋扈。而南明王朝建立之后，左良玉最终选择东去造反，则是他大逆不道的铁定证据。这样看来，我们能说他“忠”吗?

　　说到仁，左良玉也是差之甚远。他曾三番五次地纵容自己的士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可恶程度甚于土匪。我们能说他“仁”吗?

　　即使对待曾经有恩于他的候恂，在危难之际，他竟然“畏自成，迁延不至”，医治后恂遭到了罢官问罪，我们能说他“义”吗?

　　再说孝道，《明史》说他从小是孤儿，养于叔父之家，但是即便他们遭到灭门，左良玉也没有为叔父一家的零星记载。甚至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放过了贼军头目张献忠。即使没有一种认贼作父的感觉，但是我们能说他“孝”吗?

　　因此，从总体上看，左良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封建社会的这些文化信仰他几乎完全缺乏，正是缺乏了这些信仰的支撑，他的行为才显得矛盾复杂，争议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