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已经集荣华于一生,为何没有检举胡惟庸
,开国功臣,跟随四处征战,,立下赫赫战功。下面双元制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1390年,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奔赴刑场,他的妻女侄弟等全家七十余人一起陪葬。这位曾经位极人臣,声名显赫的开国第一功臣的人生就此落幕。
一年之后,虞部郎中王国用上疏为他喊冤,认为于情于理李善长都没有参与谋反的理由。朱元璋并虽然没有采纳但是也没有怪罪他。很多人据此认为李善长没有参与谋反,是冤假错案,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李善长没有以实际行动参与谋反,并不代表他就没有罪,作为朝廷重臣,明明知道谋反,没有揭发检举,即是罪不可恕。
那么,已经集荣华富贵于一身的他,到底为什么要做此选择呢?我们先从他的性格说起。
性格忮刻
关于李善长的性格,《》有明确记载:“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这是说他,外表看似宽和,但是实际上,他睚眦必较。他常常依靠乡土关系,拉帮结派,并对冒犯他的人极力排挤打压。据《明史》记载:
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
这里是说当时的参议李饮冰和杨希圣,因为稍微侵犯了李善长的权力,李善长就把他俩以罪罢免。如果说饮和杨希圣官小没权威,那么时任中书右丞的就不能这么说了。
1367年“上适以事责丞相李善长”,杨宪便联合检校凌说、高见贤、夏煜攻击李善长“无宰相才”。李善长心生嫉恨,后来抓住他犯错的机会,“奏宪排挤大臣,放肆为奸”。导致杨宪遭到朱元璋的杀害。
还有人可能会说,杨宪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刘基。同年不久,朱元璋就丞相一事征求刘基意见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
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
由此可见,李善长睚眦必较的性格以及之前对刘基的数次陷害,朱元璋早已心知肚明。
李善长一直就想要陷害刘基,尽管没有得逞,但是刘基对李善长也是心有顾忌,一次“李善长与中丞刘基争法而訽”,“基不自安,请告归。”
但是,即便如此,李善长及其心腹胡惟庸也没有就此罢休,神机妙算的最终还是被胡惟庸毒死。
综上来看,李善长是一个表面上很宽和,内心睚眦必较的人,又是一个心有怨恨就必然除之而后快的人。那么,他对朱元璋是否也有积怨呢?且看下文。
积怨太深
1354年朱元璋在去攻打滁州的路上,李善长前来迎谒,两人相见恨晚,李善长拿的例子激励朱元璋,朱元璋甚喜。自此之后他就跟着朱元璋征战南北,,多有劳功。
我们知道,之前(1367年)朱元璋曾因事责怪李善长,对李善长不满,并有换相的想法。尽管后来朱元璋还是让他担任了丞相。
但是,尽管如此,毕竟之前有“换相”一说,李善长对朱元璋尽管心里稍有平衡,但是还是有所芥蒂。
等到杨宪、、胡惟庸获罪之后,李善长“贵富极,意稍骄”,引起朱元璋的不满。李善长因病致仕,朱元璋让他在濠州监督中都的建造,这一呆就是好几年。
虽然朱元璋赐给他了很多赏赐作为补偿,但是以李善长的性格,他肯定还是心有不满。
朱元璋可能也比较懂他,为了缓和这种尴尬的气氛,1374年,提升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和他的儿子的官制。1376年,朱元璋又把嫁给了李善长的长子。
可是,即使这样似乎也平复不了李善长的怨气。因为就在临安公主大婚不久。《明史》又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疏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不问候。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
朱元璋病了将近十日的时间,李善长连一句问候也没有,他的儿子李祺经六日不上朝,也没有告罪,这是对朱元璋的大不敬,也是对朱元璋不满的表现。结果,朱元璋就消减了李善长1800石的年俸。
从以上几件事情可以看出,李善长与朱元璋的关系其实已经大不如以前,他们之间的交往总是磕磕绊绊,不够融洽,朱元璋的几次不满和对他的“敲打”肯定让他心中积怨不少。
这从他的性格以及他对待其他大臣的态度就可以推测出来。只不过,他面对的是朱元璋,因此,只能选择隐忍。但是,一但遇到好的时机,他可能就会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是否如此,还得且看下文。
自酿苦酒
1380年,爆发,坐党论死的人很多,虽然当时就有人揭发李善长与此案有关,朱元璋依然看在勋旧的面子上没有深究。
1385年,当时有人告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参与胡惟庸案,但是朱元璋还是下诏免死。但是“善长不谢,帝衔之。”不管怎样,朱元璋尽管嗜杀成性也还是念旧情的。
1390年,李善长已经到了七十有七的年纪,仍然“耄不检下”,还从那儿接卫卒建营第。同年,李善长的亲戚丁斌犯法,李善长又数次为他求情。
结果,朱元璋大怒,对丁斌严加审讯,得知他以前在胡惟庸家做事,并供出了李存义勾结胡惟庸的事实。朱元璋又下令逮捕李存义,李存义又供出了当时替胡惟庸劝说李善长参加谋反的经过。《明史》记载了胡惟庸总共对李善长劝说了四次:
1、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叱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2、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3、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4、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这些证据足以明证,李善长和胡惟庸案密切相关。朱元璋忍无可忍,才出现了我们文章开头的一段内容。后来,王国用冒死呈上奏疏,为他鸣冤。朱元璋“虽不能用,亦不罪也。”
很多人据此认为,朱元璋承认了李善长没有参与胡惟庸案。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清楚:我们虽然承认李善长确实没有参与胡惟庸案,但是,作为一个朝廷重臣却没有对这种谋逆之事进行检举揭发,这早已是罪不可恕。
那么,话到此处,我们就可以明白李善长做此选择的原因了。在四木看来,尽管之前李善长对朱元璋忠心耿耿,但是随着朱元璋时不时地对他“敲打”,他早已心生积怨,对朱元璋早已不满,虽然他睚眦必较,但是苦于是没有办法。
胡惟庸谋反,他不加荐举告发,而是任由其发展,想要坐收渔翁之利,这是他对朱元璋积怨已深,早已不满的表达,也是他做的最冒险的一场人生赌注。
这样看来,心有积怨而又睚眦必较的性格才是他最终选择铤而走险,选择不去检举揭发胡惟庸的真正原因。这也正验证了那句至理名言:“性格决定命运!”
其实,从上面他和朱元璋的交往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他手下留情可不止一次,如果他没有积怨太深,又不是睚眦必较,而是去主动选择揭发检举胡惟庸的谋反阴谋,那么他的最终命运可能就得另说了。
所以,诚如陈梧桐所说:“李善长之被诛杀,固然是朱元璋强化君主专制的必然产物,但是也是李善长自酿的一杯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