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做官可以光宗耀祖 古人为什么还要选择求退
对古代当官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双元制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古代当官可以说是光宗耀祖，为什么有的人反而一心求退?
考取功名，然后当官是古代读书人的最大愿望，但是也有不分官员，在任上干了一段时间后，反而一心求退。俗语日：在其位，谋其政。但也有的官员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或职非其能等原因，意识到自己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这种情况下，部分较有责任心的官员会选择及时致仕，以免尸位素餐、阻碍贤人进取之道。
一、官员不胜其职而求退。
朝武将陈令英为幽州都督时，可能因为个人能力有限，据其自述，在任时“无田畴乡导之策，又乏度支之才，空竭疲驽，昼夜不息，以勤补拙，首尾三年，弥缝阙漏，幸无愆乏”，有疲于应付、勉强胜任之感。在担任清边军副大总管抵御契丹入侵的过程中，未立大功而受到恩赐，“窃功谬赏，有忝朝章”，因而引咎自责，主动求退，请“贬归私第”。
虽然其《请免官表》中所述可能有过于自谦的成分，但基本上都有具体事实为依据，其情形当属不胜其职而自请致仕。宪宗朝李都，历任京兆尹、凤翔尹、淮南节度使，为一方大员，为官刚正严直，颇有政绩。被监军吐突承璀推荐入朝为相后，“不喜由宦幸进”，为此感到耻辱。
同时他“出入显重，素不以公辅自许，年侵势过，颇安外镇”，安于在地方为官，无意入朝拜相。在离开扬州接受属下饯行时，“闻乐而泣下日：‘宰相之任，非吾所长也。’可见其非常知道自己为官的优劣短长。因此到长安后，即“辞疾归第。既未朝谒，亦不领政事”，最终以太子少傅致仕。这又是自度不胜其职而请退之例。
昭宗朝右散骑常侍郑綮，性“好诙谐，多为歇后诗，讥嘲时事”。在任虽屡次上章论列朝政之阙，但自认为无宰相之才。在得知昭宗有意任其为宰相后，还语带幽默地说：“万一如此，笑杀他人。”宰相任命的制书下达，郑綮“搔首言日：‘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累表逊让不获”，乃就职。但考虑到自己能力有限，非宰辅之才，朝廷舆论亦不利于己，“终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余，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山在唐末乱世背景下，郑綮虽诙谐处世，但不失一份清醒。
二、仕途失意
属于这种情形的官员有5例。高祖朝官员，受高度信任，“高祖以纲隋代名臣，甚加优礼，每手敕未尝称名，其见重如此”。皇帝因此任命其为兼太子詹事，以辅佐、规劝太子，使其更好地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政治接班人。而对于李纲的到来，“建成初甚礼”，“后渐狎无行之徒，有猜忌之谋，不可谏止”，李纲对于太子非常失望，于是向皇帝主动乞骸骨，并表明其心迹。“以愚臣事太子，所怀鄙见，复不采纳，既无补益，所以请退”，但未得皇帝允许。于是李纲继续履行职责，对太子的不当行为上书劝谏，“建成览书不怿，而所为如故”。
对于太子的不可理喻，李纲感到失望又无可奈何，“道既不行，郁郁不得志”，于是再次托以年老，请求致仕，仍未得允，但解除了太子詹事的职位。从李纲仕途失意而屡请致仕的背后，我们可以发掘出一些政治现象，即太子李建成与秦王在政治上的分野。在一同协助打天下的过程中，两人的矛盾可能已有所显现。作为父亲的李渊对此亦有所察觉，于是很有可能派遣为人正直的李纲去辅佐太子，协调其与秦王间的关系，以免两人矛盾越来越大。
而李纲对太子防备、敌视秦王行为的规劝未能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自己亦身心俱疲，于是屡请致仕。李渊也意识到太子、秦王的矛盾无法一时和解，于是将李纲调离东宫。李纲仕途上的失意，反映的正是唐初统治集团内部暗中增长而无可调和的矛盾与分歧，是的前奏。另外，《》中李建成亲昵小人、饮酒无节的记载，可能是史官编纂实录时希太宗之意加上的，以丑化李建成，加强太宗政变的合理性，后被《旧唐书》的编纂者加以沿用。
则天朝中书令王及善，“虽无学术，在官每以清正见知，临事难夺，有大臣之节”。则天晚年，二张尤其侍宠跋扈，“每内宴，皆无人臣之礼”。王及善“数奏抑之，则天不悦”，于是“及善因病请假月余，则天都不问之”。可见晚年的武则天确实有些耽于游宴、无心政事。王及善对此非常寒心，亦看透了则天对己的态度，叹日：“岂有中书令而天子得一日不见乎?事可知矣。”在仕途失意的情形下，王及善“上疏乞骸骨”，但“三上不许”，一个月后在疾病和抑郁的打击下而终。
肃、代、德朝官员穆宁，为人“清慎刚正”，“以气节自任”，但其仕途却颇为坎坷。为鄂州刺史期间，因杖下属致死，“坐贬虔州司马，重贬昭州平集尉”。任和州刺史官罢后，被诬在任期间“逋亡多，坐贬泉州司户”。任右谕德时，因“强毅不能事权贵，执政者以为不附己，且惮其难制，故处之散位”。
屡次的仕途受挫，让穆宁“默默不得志”，认为“时不我容，我不时徇，则非吾之进也，在于退乎!”于是“辞病居家，请告几十旬者数矣”。后虽不得已起复，仍然意在求退，于是“就拜秘书监致仕”。从穆宁的经历可以看出后，国家纲纪大乱、权臣宦官当道的背景，部分正直的官员仕途失意、出不如处的政治现象。
藩镇问题是后期常见的一种政治现象。在自己的地盘上，节度使或者毫无顾忌地割据与跋扈，“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或者对朝廷阳奉阴违，表面上尊奉中央，实则私下扩充自己势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一般情况下，叛乱型藩镇基本上不存在仕途失意的情形，更不会主动请求致仕。但也有特殊情形，一旦他们脱离了自己的政治根基，进入朝廷，就无法作威作福;加之皇帝有意削藩，节度使主动归顺，虽躲过了军事打击，但有时仍无法规避朝廷赋予的政治打击，这种情况下，藩镇入朝后的挫折与坎坷就在所难免了。
宪宗朝即有这么两位仕途失意而致仕的藩镇。德宗朝夏绥银宥节度使韩全义，曾经外挫朝廷削藩大军士气、内结宦官以掩其劣迹，且班师回京后不谒见皇帝，“议者以隳败法制，从古己还，未如贞元之甚。宪宗在藩，常恶其事。及即位，全义惧，求入觐”。宪宗虽同意了其请求，允其归顺，但“不复用”。韩全义之子为讨好皇帝，“献女乐八人。帝不纳，日：‘我方以俭治天下，恶用是为。’”对其态度非常冷淡;宰相“杜以全义出征无功，骄蹇不逊，直令致仕”，这实际上也代表了宪宗的想法。
另外，韩全义离开夏州时“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这时亦被朝廷诛灭。眼见在朝四面碰壁，里外无援，韩全义可谓郁郁不得志。归顺中央仅三个月，威风不再的他就匆匆忙忙以太子少保致仕，结束了入朝后短暂的政治生命。另一位藩镇官员于螟，在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时，趁着朝廷讨伐淮西吴少诚而极力扩充地盘和势力，并“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其恶名亦为宪宗所知。“宪宗即位，威肃四方，由其稍戒惧”，于是自请归朝。
入朝后的于螟，虽然有意讨好皇帝，但受到冷遇。朝廷派军再次讨伐淮西时，于螟为向皇帝表忠心，“献家财以助国，帝却之”，并不接受他的殷勤。宪宗曾公开对群臣说：“于由其大是奸臣，劝朕峻刑”，“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另一方面，于由页依然行为不谨，治家不严，宪宗对其愈发不满，于是借着其家人的不法行为对其进行打击。
先是因其子杀人，将于螟“贬为恩王傅”;又因其子“居丧荒宴，削金紫光禄大夫”。眼见自己在朝廷不受皇帝待见，于崾颇感，在宪宗的讽令之下，主动上表请求致仕。“宰司将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宾客”，以本官致仕，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最终于螟“郁郁不得意卒”。两位藩镇因仕途失意而请致仕，体现了政治斗争无情与残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宪宗朝皇权重振、朝廷削藩得力的政治背景。
三、总结
与对政治不满的官员相似，仕途失意的官员，其客观环境亦是身处的政治形势于己不利，或与先前期许的有较大差距，主观上因感到失望、无助，而非愤懑与不满，遂以致仕的形式寻求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