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定都洛

　　在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前，他们对联盟各部的支配权非常有限，鲜卑贵族势力一直存在，通过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咸文帝四个朝代，牢牢控制了北魏王朝。下面双元制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孝文帝的改革与迁都

　　1、重定祖宗庙号

　　孝文帝完全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为摆脱统治困境，加强皇权，对旧贵族影响最大的就是孝文帝在改革中实行的“分工”原则。所谓“分工”，就是在处理政务中强调按职责办事，不再容忍贵族作为“国民”随意干涉。孝文帝坚持让王瞻参与，强调“行使董事会、表扬引导”是王瞻的职责，必须参与。元望本人能够参加大典，是因为身为太尉的职责，与他是不是“国大姓”无关。一方面，说明鲜卑贵族袁步拒绝了韩王战;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孝文帝不喜欢贵族作为“国民”随意干涉政务。他所寻求的“职责分工”就是试图打破这种职责规则。

　　2、的条件

　　拓跋推寅带领拓跋鲜卑的先民从密林中走出，积极与以匈奴人为代表的各族群通婚，学习各族群先进的生产方式。献帝拓跋邻在迁徙到匈奴故地的前夕，分定宗族十姓，宣布十姓内百世不通婚。这无疑规定了拓跋氏及其旁支必须与十姓以外的各部通婚，更进一步促进了与匈奴等族的交流。这表现出拓跋鲜卑人及其祖先对待各族的开放性特点。正是这种开放性，让拓跋鲜卑逐步形成并壮大，到力微时期建立起强大的部落联盟。之后，拓跋鲜卑逐渐走上了汉化的道路。拓跋

　　鲜卑的祖先在对待与匈奴关系上的方式，与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后采取的对待的处理方式上具有明显的一脉相承的特点。这就是北魏一系列汉化措施乃至孝文帝迁都的内在合理性。到孝文帝时代，削弱旧贵族的权力，进一步汉化成为历史的必然。孝文帝采取了一系列诸如服饰改革、重定庙号、官制改革等措施。最终在西郊祭天仪式的改革上触动了旧贵族本己脆弱的权力神经，导致他们的集体反对。故而是否离开旧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所在。

　　二、孝文帝迁都

　　1、孝文帝迁都的实力保障

　　迁都成功的关键是孝文帝对迁都进行的周密安排。迁都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得到了北魏朝中年轻力量的支持。孝文帝迁都的实力保障的直接来源在于北魏军事上发生的变化及部分官员对汉化的认同上。论其根源，则是北魏不断汉化的结果。从此种意义上说，孝文帝迁都的结果，是对北魏前期汉化改革的总结和发展。此外，汉族军官开始掌握的指挥权，成为孝文帝迁都计划中的重要支持力量。在北魏前期的征战中，军队由鲜卑贵族统领。而到了孝文帝迁都前夕，汉族也有人开始掌握军权。

　　2、孝文帝迁都后的短期政治

　　孝文帝迁都的意义时，普遍认同的说法是通过迁都，促进了鲜卑族

　　进一步汉化，促进了民族融合，维护了北魏的统治等。笔者以为，迁都作为孝文帝改革与汉化的继承和发展，除却产生上述长远影响外，其短期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包括更选羽责、行政区划变更、征战将领的更换等在内的直接影响，让孝文帝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旧势力的束缚，大大加强了作为封建君主的独断权力。这些可以预见的直接政治影响，成为孝文帝甘愿冒险迁都的直接动力。孝文帝迁都后，因为旧势力的存在，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比如准许“难于移徙”的旧贵族“冬则居南，夏便居北”、在服饰改革中对“不达新式”的元圣来取容忍的态度、在语言改革中准许三十岁以上的鲜卑人仍然说鲜卑语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妥协都是暂时的。不仅如此，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在征战将领的选择上也做出了改变。以南伐为例，汉人李崇、等人成为经常带兵的将领，而以鲜卑人为代表的旧贵族则降至次要地位。

　　三、孝文帝定都洛阳的缘由

　　1、北魏门阀体制

　　到冯统治时期，汉族士人地位有所提高，出身赵郡的李敷、李奕兄弟，出身的李冲，出身太原的王靓，先后受到重用。冯太后利用汉族势力，制衡鲜卑贵族势力，也试图缓解胡汉矛盾，减少叛乱。重用汉人使得冯太后所代表的皇权脱离鲜卑贵族的束缚，获得独立运转的能力。而孝文帝掌权后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北魏皇权体制进行重构。从此种意义上说，孝文帝在冯太后死后采取的爵位调整、废除军号世袭等措施，都是在为他最后的分定姓族作准备。孝文帝分定姓族，是北朝门阀体制建成的重要标志。孝文帝迁都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摆脱鲜卑旧势力的掣肘，加强皇权。他依靠鲜卑贵族反感的，达到了伸张皇权的目的。但门阀大族的过渡伸张，也会阻碍寒门晋升的道路，甚至影响皇权。东晋南朝的教训历历在目，这是孝文帝不能不顾忌的。他要建成的，实际是在皇权控制下的门阀制度。

　　2、北魏历史上邺城的迁都之议

　　魏初在地方实行宗主督护制，借各地强宗大族进行统治，其统治力有限。而邺城位于河北南部，其地大族林立。倘若迁都于此，将困于各宗族势力。此外，还有赫连夏、的外在威胁，这显然都是明元

　　帝所顾忌的。因此，迁都计划被搁置下来。对于孝文帝来说，他固然看重邺城重要的地理位置。但在自己打算推动建立门阀政治的意志之下，以鲜卑穆、陆、贺、刘、稽、于、楼、尉八姓为第一等士族后，与汉族大、卢、李、郑、王的联姻是大势所趋。一旦两者相互联合，迁都邺城之后，自己苦苦经营的摆脱旧势力的迁都之策，难免沦为“刚脱虎口，又入狼窝”的结局。摆在孝文帝面前的，是对皇权体制的重构。一方面，孝文帝面临维持统治、维护君主权威，以及摆脱旧势力栓桔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试图更进一步，与南朝争夺汉室正统。所以孝文帝发出了平城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的感叹。洛阳的文化优势，也成为孝文帝决定以洛阳为都的依据。邺城虽然是后

　　赵、前燕的旧都，但两国从疆域上说是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而北魏疆域广大，在孝文帝曾祖太武帝时代，就基本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太武帝之后，北魏占据青、齐诸地，边境不断扩大。此时，作为小国旧都的“邺城”己不能满足孝文帝的政治理想。他理想的都城，当能定鼎河洛，以图谋天下。

　　结语

　　拓跋鲜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不断汉化，成为孝文帝进一步改革，乃至最后促成迁都的重要动力。拓跋鲜卑早期的迁都经历，为孝文帝的迁都行动提供了先例。而宿卫禁军成分发生的变化表明，汉族军官开始掌握禁军的领导及对外征战的指挥权。这就表示，孝文帝迁都有了相应的军事支持。而孝文帝可以预见，在迁都之后就能摆脱旧势力束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力、清除改革障碍，这成为孝文帝甘愿冒着被贵族势力群起围攻的风险，毅然决然离开平城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