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带来了哪些影响？

　　，又称争国本，指的是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历来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下面双元制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当时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与福王(所生)争夺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然而明神宗不喜欢所生的皇长子，却加倍宠爱郑皇贵妃，并且有意立其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极力反对。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直到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李太后病逝，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至此，前后争吵达15年，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明神宗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争国本的官僚多是后来的人，因此它又是东林党争的一项内容。国本之争，使得明神宗，他感到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最终和大臣闹掰，逐步对朝政失去兴趣，开始怠政。

　　结果

　　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在李太后的干预下，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让步，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不给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冻得浑身发抖，讲官郭正域怒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为强项。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就藩洛阳。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发生，郑贵妃、福王势力无法再对太子构成威胁。

　　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皇储争议政治事件，共逼退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整治另外“东林党”。

　　影响

　　国本之争对万历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造成皇权事实上的下降。明神宗不理朝政，以至于最后对内阁、地方官员的缺官现象视而不见，给晚明政治的正常运行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他又大兴敛财之道，派用的矿监、税监为害百姓，以致激起民变。

　　其次，国本之争是使得明末形成了党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明神宗对于储位的模糊态度，使得官场乃至地方的人，妄加揣测，政局混乱，出现宣、昆、齐、楚、浙五党和东林党两大派明争暗斗，之后东林党又与斗争的局面，为一己之私不惜牺牲国家大义，使得晚明的政局混乱不堪，更是成为明末三大案的诱因，这种局面自然使得政府的行政效率下降。

　　再次，明神宗希望，而又放任缺官不补，使得内阁势力被削弱;明神宗近三十年长居深宫不理朝政，司礼监因拥有“批红”的权利，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地位自然会有所上升;因明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此时的实力也得到了发展，而且出现内监以郑贵妃为内主的现象;怠政昏晕，廷臣党争攻讦，政府机构涣散，此时言官因对朝政的不满争相上疏，抨击时政，实力也得到提高;而地方上仕途不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出现了“山人”群体，之后又有了东林书院，文人关注时政，最后有东林党之称，万历末年的民变，乃至最后后金的兴起，又代表了地方势力的崛起。

　　在朝臣和明神宗长达数十年的斗争过程中，言官这一重要的政治力量以群体性的行动在维护正统的皇位继承原则，稳定统治秩序，制衡皇权以及弘扬官僚正气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国本之争”，决定了万历以后明朝政治的走向，成为晚明三大案的诱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争的形成，甚至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是晚明最具影响的政治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