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小皇帝那么多 国祚为何还有190多年
还不了解：王朝的读者，下面双元制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东汉14帝有10位小，为何能政权稳定，国祚延绵190余年?
封建社会如果皇帝昏庸，或是没点头脑，搞不好就得弄的国家混乱，更有甚者，导致皇帝身首异处，政权更迭。但在东汉，十四个皇帝里有十个娃娃，就在这种情况下，王朝平稳渡过一百多年，甚至解决了西汉遗留的匈奴问题。这在历史上确实神奇，但又不是例外，比如也多有皇帝年轻，听政的局面，宋代政权照样平稳发展，且繁荣程度超过汉唐。这种奇特现象归根结底源于权力制衡，一个政权的稳定性与否，往往取决于权力平衡与失衡，东汉的神奇之处就是权力架构的设定较为成功。
东汉皇帝在位的时间年龄
光武帝：25年—57年，31岁称帝，63岁驾崩;
明帝：57年—75年，29岁即位，47岁驾崩;
章帝：75年—88年，19岁即位，32岁驾崩;
和帝：88年—105年，10岁即位，27岁驾崩;
殇帝：105年—106年，满月即位，8个月驾崩;
安帝：107年—125年，13岁即位，31岁驾崩;
婴帝：125年—125年，生年失考;在位206天驾崩;
顺帝：125年—144年，11岁即位，30岁驾崩;
冲帝：144年—145年，1岁即位，不到3岁驾崩;
质帝：145年—146年，7岁即位，8岁驾崩;
桓帝：146年—167年，14岁即位，35岁驾崩;
灵帝：168年—189年，13岁即位，36岁驾崩;
少帝：189年—190年，13岁即位，5个月被废，15岁自尽;
献帝：190年—220年，9岁即位，39岁，54岁病逝。
男子的成人礼是在16岁，时期就以16岁作为帝王亲政的界限。高祖、武帝之后的继任者基本上都是16岁亲政，所以可以将16岁看作两汉时期成年的标准。那么在东汉的皇帝里，除了生辰不可考的婴帝刘懿，剩下的皇帝中有10个未成年，最小的皇帝即位时刚刚满月，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东汉王朝硬是撑了195年。
东汉的权力制衡体系
永平元年(公元58年)，东汉第二代皇帝为了避免皇亲和作乱，把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老婆家的亲戚，也就是俗称的。这就形成了外戚、宗室、士大夫相互制衡的格局，至此以后，东汉皇后无外乎就出自阴、耿、邓、马、梁、窦几大豪族，这也被称为。其实熟悉历史的都了解，西汉同样重视外戚的力量，西汉最终也是亡于外戚，那么东汉为何还要“重蹈覆辙”呢?
制度惯性首先，后世的眼光看待外戚，总有一种避而远之的态度，那是因为历史的千百年经验，告诉我们外戚专权的危害很大。但这也只是教条主义的历史观，并不等同于两汉时期看待外戚的思维方式，一种制度的优劣需经过长久的经验才能看清。西汉初期，也是由于制度惯性，才将周王室的分封制进行演变和转化，形成了宗室分封的格局，但削藩带来的，让中央朝廷看到了宗室并不可靠，所以才把所封的王国，地方都削小，政权也都夺去。到了时期，刘庄屡兴大狱，完全杜绝了皇族宗室参与政权的可能。
而且汉初的政治中，皇帝发现比宗室更可靠的是老婆家的亲戚，外戚秉政，不仅可以制衡那些嚣张跋扈的本家亲戚，还能对前朝指指点点的士大夫形成对抗。而且外戚在治国理政、对外征战上更有动力，他们为树立更高地位，迫切希望建立功业，而不是仅仅依靠女人获得认可。所以整个西汉虽然亡于外戚专权，但兴盛之时，也多有外戚的功劳，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因谋朝而被掩盖。所以在东汉，排斥宗室，重用外戚就是一种制度惯性。
政治设定“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皇后纪》
东汉的外戚结局都很悲惨，这是权力制衡的规律。东汉小皇帝的现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皇帝早逝，留下了年幼的继承人，另一类是外戚为了维护权力的延续性，从而扶持小皇帝即位。如先后拥立冲帝、质帝、桓帝三位皇帝，执掌朝政大权长达18年，达到“父兄子弟并为卿校”的效果。皇帝长大之后，需要夺回外戚的权力，由于外戚势力都是豪门大族，渗透至军政各界，想要夺回他们的既得利益，那就必须通过扶持其他势力。又因皇族宗室已经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所以皇帝只能依靠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
这就是东汉政治的三大制衡体系，其中宦官相对独立，但由于这个群体的特殊性，比如身体和精神缺陷、文化修养落后等特性，使这个集团成为黑暗政治的代表。士大夫集团与外戚集团其实都来自豪族门阀，他们本身拥有共同的理想和诉求，但因东汉初期的政治设定，将两个集团推向了对立的一面。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传》
光武帝刘秀时期，“三公”就已经成为荣誉和俸禄的象征，失去了实际权力。他将武帝时期的内庭秘书机构“尚书”，更为尚书台，也就是俗称的台阁，扩大其规模，充实其职权，以六曹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直接听命于皇帝。这就对原来外朝的公卿士大夫造成削弱，也体现了封建社会官僚体系发展的一条主线，即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但由于东汉小皇帝居多，母强子弱的格局下，这种加强君权的设定就被外戚加以利用，他们以“近水楼台”之便，抢先注册“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小头衔，从而控制尚书台掌握国家政权，这就是外戚专权形成的过程。
当皇帝长大以后，夺权阶段首先考虑的就是收回尚书台的控制，这时候占据“近水楼台”之便的多为宦官。他们常居宫内，服侍皇帝，且由于尚书台是少府下辖机构发展而来，当初就是以宦官担任侍中、常侍的官职充任，所以就能顺理成章的帮助皇帝渗透并掌握尚书台，这又是形成的过程。所以东汉的内庭政治就是外戚、宦官轮流“坐庄”，小皇帝时，外戚凭借太后形成专权，皇帝长大后，又通过宦官打压母族掌权者。
至于外朝，那就绝对是士大夫的舞台，东汉的内外之分，往往体现在决策权上。士大夫集团代表着门阀政治，虽然他们多以树立了修身治国的伟大理想，但无一不希望推翻内庭的专权者，跻身决策的行列，从而实现门阀利益，或者是理想抱负。而且在察举和征辟制的影响下，士大夫集团不断得到充实，形成东汉政治中最大的官僚集团。
他们通过土地兼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主，再有累世专攻一经的经学世族，门生多至成百数千。在财与才的号召下，社会名仕的士大夫化逐渐形成，更推动了士大夫集团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东汉的士大夫集团，内有互相推崇，外有太学生、郡国生的呼应、声援，以及地方大地主、名仕的支持，形成了与中央朝廷抗衡的社会权力中心。
这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是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才有了三个集团相互制衡的政治设定，一家独大必将颠覆政权。整个东汉政治，可以看做君主专制与的内外相争，外戚集团就是倾向于内的，而对于外戚集团的制衡，又是以宦官集团为基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东汉末年，依靠宦官铲除了外戚梁冀集团，宦官形成势力之后，催化出打击士大夫集团的，这个大方向很明了，即宦官与外戚都是代表皇权由内向外的制衡，虽然最终是伤害了朝廷的根本，但在东汉小皇帝居多的现实情况下，这无疑是维护政权稳定的有效方式。
综合分析
东汉小皇帝居多，这是事实，但三大集团的制衡体系中，却都是以皇帝为中心。宦官集团处于最黑暗、最卑微的一方，没了皇帝，他们只是一个身体残缺的异类，所以在内庭之中，宦官倾向于保护皇帝。外戚集团同样需要皇帝做依托，否则也无法获得更多的权力与利益，他们甚至希望皇帝长命百岁，在皇帝成年后，他们会抓住有限的机会，将本宗族女再嫁给当政的皇帝，以此延续权益。
这两个集团之所以长期“卑躬屈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士大夫集团的影响力太大。即使外戚舅舅多以大将军的身份掌握军权，但也不一定能够抗衡士大夫的联盟。因为他们掌握大量土地财富和家兵武装，且社会号召力极大，外戚发动内庭的政变成功性非常低。
而士大夫集团的理想抱负是建立在两汉经学的思想体系下的。这个思想体系可以说树立了最原始的“忠君爱国”思想，为人臣者的价值观束缚着士大夫集团的“逆反”心里，这也让士大夫集团成为千百年来较为稳定的体系，换句话说就是思想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只要士大夫集团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理想抱负拥有施展的舞台，那么他们也就会为了国家而奉献，此处忽略那些不老实的案例。当宦官、外戚向外廷施压时，“忧公忧国”的士大夫集团往往也只是规规矩矩的喊出“徒感王纲不慑，惧天网之久失矣。”
总体来讲，东汉桓灵之前，三个政治集团的制约是维护了朝廷的统治，所以哪怕连续出了一个接一个的小皇帝，大体上能实现太后掌舵、内廷决策，外廷施行，分工明确，从而“天子垂拱而治”，帝国正常运转。
然而这种体制只不过是百余年形成的潜规则，未有任何法律的保证，当小皇帝成年，对外戚下手时，也导致内廷力量的内部分裂和矛盾激化。每一次外戚家族的更迭，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训，那么越往后，外戚集团就越需要寻求长久的专权富贵之策，梁冀就是外戚专权发展至鼎峰的例子，甚至有毒害小皇帝的嫌疑。
之后，、将目光投向外朝的世家大族，欲与士大夫集团联合，彻底打压宦官集团，解除后顾之忧，从而牢牢控制皇权。这个时期的士大夫集团，与外戚集团确实拥有共同利益需求，宦官集团壮大之后，开始另寻出路扶持寒门士子，这就侵犯了世家士大夫集团利益。而且由于皇帝偏向宦官，党锢之祸彻底激怒了士大夫集团，他们开始抛弃东汉朝廷，导致三大集团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崩溃，也就失去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宦官成了赢家。
驾崩以后，外戚何氏集团企图反攻宦官，但这次反攻造成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同归于尽。东汉内廷彻底崩溃，地方军阀成了这个时期的主角，随之而来的便是汉室衰微后的天下三分。归晋表面是版图一统，其实质又是政治架构的重组，最具代表的便是西晋统治者脱离门阀政治的尝试，以及的思想探索。所以说，东汉虽然小皇帝众多，但在三大集团的制衡中，处于稳定地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从而保持了长久的政权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