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军事体制是如何变化的？诸子间的对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上承春秋乱世，后，下面双元制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战国军制较之于以往奴隶制军制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现在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军队编制装备体制以及教育训练、兵役军赋、军事法规、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尽管文献资料不多，但本书力求具体而全面的介绍。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它同以往军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阶级属性不同。夏、商、西周奴隶制时代的军队是阶级实行对外扩对内镇压的工具，而的军队主要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当时主要是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对农民阶级反抗的镇压。
是军队成分不同。过去是国人当兵，奴隶只能充作随军的仆役;而到了战国，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国野畛域的泯灭，世卿、世禄制度的废除，军队成分也发生质的变化。就士兵而言，主要成分是大量的农奴或“编户齐民”的农民。至于军官，其主要来源也由过去的奴隶主贵族一改而为立有战功的地主阶级的军功贵族，乃至有起于卒伍者。
武装力量体制不同。过去是由王室军、诸侯军和族军组成，战国则是由中央军、和地方军组成。兵役制度不同。过去实行的是国人从军制度，而战国则实行郡县普遍以及精锐武卒募选制。选任制度不同。过去军官的任职是下世卿世禄的食邑制，而战国所实行的是由国君选拔任免的官僚俸禄制度，注重以任人唯贤的任免制度去取代任人唯亲的宗法血缘制度。
君主集权的方式不同。过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由王室通过各国诸侯去实现的，而在战国时代，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相一致，各诸侯国纷纷建立起崭新的制度以确保君主对军权的控制。诸如人事上的.文武殊途、将相分职制，决策上的廷议制，调动军队的兵符制，军官任免上的官俸制，赏罚上的军功爵制等等，构成一套完善而周密的运行机制，使军权牢牢掌握在国君手里。
兵种构成的不同。过去是车兵在诸兵种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战国时期则是车、步、骑、舟诸兵种全面协调发展，车兵的地位相对降低，以农民为主体的步兵全面崛起，一跃而成为当时各国的主力兵种;同时，的地位也日益突岀。八是军事训练制度的不同。
过去是推行以“蒐弥”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制度，奴隶主贵族通常是在农闲期间定期组织服役人员进行临时性的军事训练，称之为“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七到了战国，这种“蒐牀”式军事训练制度走向没落，而由新式的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循序渐进，系统正规的军事训练制度取而代之。
军事法规立法原则与施法对象的不同。过去的军事法规是奴隶制“军礼”的组成部分，具有临时而设的性质，不同等级的人员同罪所受的处罚截然不同，体现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点。到了战国，军事法律同其他法律一样，业已“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而成为有律可循的系统化的成文法。
同时其适用面有了拓展，扩大到更多人的身上，确立了“刑上究”、“赏下流”的基本原则。所有这些，都是战国军制上的新变化，从而为中国封建军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军事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战国时代，“境内皆言兵”，兵家辈岀，著述宏丰，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军事思想的牢固基础。
战国诸子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和揭示，是封建军事学上的重大成就。它对于军事思想各个分支学科的联系与区分、内容与体系都有较为系统而全面的理论阐述，起到了上承三代、下启百世的历史作用，在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吴子》、《司马法》、《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军事名著以及诸子的军事专论中。
从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代表看，可分为儒、法、道、墨、纵横各家的军事主张。从不同军事学术流派看，可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现就其军事思想体系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分述如下：战争观战国诸子面对频繁而惨烈的战争，十分关注战争原因的探索。他们直观地看到战争的现实威胁。
例如郑同向赵王指出，为了救亡图存，好兵不好兵不是个人的意愿问题，“今有强贪之国，临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王非战国守圉之具，其将何以当之”通过历史考察，他们也看到战争是一种历史现象，其之所以自炎黄以来连绵不绝，是因为仁义、礼乐不能禁争夺，“故举兵绳之”。
对于“争夺”的内容和原因，《吴子》指出五条，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概括为三条，名、利、忿。更为可贵的是，《尉缭子》已看到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认为军事是枝叶，政治是根本，军事是表象，政治是本质。认为能分清这二者的关系，就懂得胜败的道理了。
说得更为明确，政治不能解决问题，“故以战续之”。这是关于战争是政治继续的朴素认识，它在学术上的贡献不可低估。以政治为尺度去看待战争，诸子注意到战争性质的区分。《吴子》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类。《》将战争分成“诛”和“攻”两大类，《》则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都从各自的立场认识到战争性质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原则区另恥对待不同性质的战争应具有不同的态度，指出为正义而战。
反之，“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战国诸子的这些论述，虽然不可能揭示战争的阶级本质，但历史地看，毕竟是人们关于战争问题理性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的飞跃，是中国古代军事学上的一座丰碑。诸子政治、伦理观对当时军事思想的构建，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其中尤以儒学与法家学说最为突出。
它们在实质上决定了战国军事思想的基本政治倾向。具体而言，儒家学说大致以'“仁义”为本，规范了用兵的宗旨、目的，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以及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一句话，从总揽全局的角度，为军事学术解决了政治原则问题，并使其在哲理上获得升华。而注重实用的法家学说，亦从政治的角度为当时军事提供了具体而攜丰实的理论，并从实用的层次上满足了社会大变革对军事的特殊"要求。
理想的境界与成熟的经验两者密切结合，这就是儒、法两派政治理论对战国军事学术富有积极意义的渗透和影响。战国军事思想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则表现为不同流派军事学说”的兼容与互补。在先秦诸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学术在对峙中兼容'的倾向。这种倾向，既体现为诸子各家对不同学派的评述和攻讦，又体现为诸子在自己的学说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对对手们某些思想的汲取和消化。
这一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同样在当时的军事思想发展过程中得到表现。这种表现，越是到战国晚期愈益显著，愈益突岀这反映在诸子兵学专论方面，就是以博采众长为特色的黄老军事思想的崛起;而反映在兵学著作方面，则是以综合融会为特征的《六韬》一书的诞生。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国军事史在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如整个战国历史在古代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一样，内容殊为丰富，特色非常鲜明，影响极其深远。因此，运用历史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它进行研究和科学的总结，从中揭示军事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乃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