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伍子胥的评价，历史上经历了哪些变化呢？

　　公元前484年6月13日，阴历五月初五，吴王下令，将伏剑自刎的大夫扔进了钱塘江，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双元制小编一起往下看。

　　考虑到伍子胥尸首沉于钱塘江一事比投江要早，有些文献便记载节是为纪念伍子胥逐渐形成的节日。就连上的赛龙舟习俗都可能与江苏一带擅长舟楫水战的有关。

　　▲屈原

　　伍子胥对于后世来说是多面的。从冒死直谏吴王夫差的忠臣形象，到掘楚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的复仇者形象。甚至在还增加了举荐刺客专诸、刺杀的谋逆之名。

　　如今，人们为他立庙祭祀，将潮水现象与之相联系，形成浙江一带的潮神文化信仰。

　　这便是历史人物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演变的结果。就像时期的妻室，一面是引发曹丕、(兄弟相残的祸首，一面却又被演绎成完美的洛神形象。又或者是元末富商，从)猜忌的罪臣到的财神爷，演绎着从人到神的进阶之路。

　　一：真实的伍子胥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才会留下后世不同面向的争论?

　　1、父兄在遇害，伍子胥投身吴国，助吴王破楚称霸，替父报仇

　　伍子胥，名员(yún)，字子胥，出身于楚国的家庭。父亲伍奢身为太子的老师，被牵连进了和太子建的矛盾之中。伍家瞬间，伍子胥只能忍辱负重，逃离他国。

　　当他到达楚国的宿敌吴国之后，认准了一位有称霸野心的未来主。伍子胥先是为公子光推荐了刺客专诸，帮他成功。

　　当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后，伍子胥又制定了下一步的称霸计划。他协同大将，率三万水陆之师伐楚，在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吴王西破强楚之后，在伍子胥的谋划下，又经历了北败徐、鲁、齐，成为春秋一霸。

　　2、伍子胥冒死直谏下一任吴王夫差，却遭到赐死

　　下任吴王夫差继位后，吴越交恶，一场夫椒之战让越王大败。作为人质，越王勾践开始了在吴国的三年光阴。

　　的谋士文种买通了夫差身边的太宰伯嚭(pǐ)，让他劝和。伍子胥立刻向吴王夫差谏言，不可许和!他认为吴越地缘相邻，将来必然存在吞并关系。

　　可夫差此刻正一心想着齐、晋那些中原的大市场，根本不将手下败将越国放在眼里。

　　夫差不但没有听劝，还以谋反之名赐死了伍子胥。

　　二：一生跌宕起伏的伍子胥在后世又经历了哪三次不同的形象塑造呢?

　　1、先秦时的忠臣

　　在《春秋经》、《左传》及《国语》这些古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里，伍子胥是一个足智多谋、性格刚烈的耿直忠臣形象。

　　《左传》详细描述了他为吴王阖闾伐楚提供了“疲楚”战术，将吴军兵分三队，轮番袭击楚国，最终拖垮了强楚。

　　为了表现伍子胥敢于直谏的性格，《国语》将《左传》中他被赐死的结局，改成了因谏言伐齐，主动“伏剑自杀”。

　　由此，在先秦史官的笔下，伍子胥成为了耿直的忠臣。

　　2、的复仇者

　　让伍子胥形象发生这样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便是西汉史官。在他的那本史家绝唱《史记》中，司马迁详细描述了伍子胥从楚国出逃的经过，以及在吴国忍辱乞讨、推荐专诸刺王僚的故事。这样，一个忍辱奋发的复仇形象跃然纸上。

　　为了突出这样的形象，司马迁更增添和细化了两处情节。一个是伍子胥破楚之后掘墓鞭尸三百下。这在《左传》、《国语》中根本没有提及，即便是后来的《春秋》也只是提到“鞭墓”，而非“掘墓鞭尸”。

　　另一处改动是细化了伍子胥自刎前的预言。伍子胥自刎前，愤然留下遗言，要家人把他的双眼挖出，挂在城门上。司马迁增加了具体的悬挂地点和目的，“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从此，头悬国门成为热血为国赴死的经典。陈毅元帅就曾作诗引用，“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以表革命志向。

　　3、宋代的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时期的史馆编修晁补之。

　　大观三年，宋徽宗命人梳理历代有所建树的大臣，欲以追封。而入选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忠君。这时，晁补之对一直挂有忠臣名号的伍子胥提出了异议，认为他推荐专诸以刺杀吴王，实乃篡逆。

　　跟着就有人附和此说法，伍子胥最终被踢出了宋代的功臣之列。

　　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变呢?

　　1、先秦特殊的忠君观念更侧重于伍子胥的尽忠形象

　　先秦的忠君观念有其相对性与灵活性。当时君臣关系更突出“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庄子就将伍子胥列为一样的忠臣。

　　2、以孝治天下的汉代，血亲复仇思想盛行

　　汉初的，大力推行黄老治术。社会上以孝道为上，轻生重气的侠义精神深入人心。

　　同时，复仇形象的转变也与司马迁的个人遭遇有极大关系。他因为替投降一事说话，被处以宫刑。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司马迁将伍子胥塑造成复仇者形象。

　　▲宋徽宗赵佶(1082年11月2日-1135年6月4日)

　　3、乱臣贼子的转变是宋代元佑党争与理学中忠君思想交错的结果

　　宋徽宗提出整理历代功臣，是想强化大臣的忠君观念，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晁补之对伍子胥是乱臣贼子的判定，也有他的政治目的。

　　晁补之不仅是汉代御使大夫的后代，更是的得意学生“”之一。

　　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意味着他参与了元佑年间的党争。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推翻了变法，身为变法派的元佑党人晁补之也受到波及。

　　直到宋徽宗即位，他才得以复用。晁补之以伍子胥乃逆臣的判定，来抨击那些所谓忠君的旧党。

　　当然，伍子胥形象发生大转变的背后还有社会观念的因素。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忠”摆在了“孝”前面，成为五伦之首。相比先秦时“士无定主”的灵活忠君观念，宋以后的忠君更强调唯一性。

　　这便是时代的印记。伍子胥从忠臣到复仇者，再转变为乱臣贼子，除了个体的偶然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时代变更中的观念不同。

　　这正是组成古史传播中“层累说”规律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