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俊义的出身很高，为何要上梁山当贼寇呢？
是河北大名府的“第一等长者”，开着解库，放高利贷剥削平民，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双元制小编一起往下看。
家里掌管财物出入的“行财管干”就有四五十个。他经常自己夸耀：“我自是北京财主”，“薄有家私”，“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识得”蔡福向索要贿赂时，说他是：“北京有名的卢员外”。这里的“有名”，当然不是指他的“棍棒无敌”，而是指他的“富豪之名”。由此可见，他是大名府的“剥削世家”。卢俊义不但经济上是剥削阶级上层人物，在思想意识上，也是封建制度的驯顺奴才和封建正统思想的积极拥护者。他以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世门第”自豪，初见，就踌躇满志地自我表白说：“卢某生于北京，长在豪富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义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卢俊义的家族血统是一支非常纯粹的地主之家的血统，卢本人也是恪遵封建礼教、坚决维护封建正统秩序的循规蹈矩的所谓“正派”人。卢俊义在被陷害以前的具体行动，正是他的阶级出身和思想意识的真实反映。
卢俊义在上山以前，是有他的人生理想的。他对吴用说，自己是一个“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的人，这就说明他是一个丝毫不敢背叛封建礼教的“正人君子”。他有一身超群出众的武艺，这正是他企图为尽忠效力的本钱。在动身上泰安州以前，他对明白表示，他要“特地去捉”“梁山泊那伙贼男女”，“把日前学成武艺显扬于天下，也算个男子大丈夫”。在路过梁山泊时，为封建王朝“建功立业”的思想支配着他，直接向梁山义军进行挑衅，在他的货车上挂起了四面白绢旗，上面写着：“慷慨北京卢俊义，远驮货物离乡地;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李固等人劝他不要撩拨梁山泊，一心与农民义军为敌的卢俊义却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完全不听劝告，同时也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地主阶级的面目。
卢俊义所抱负的“鸿鸽之志”是什么具体内容：“写卢员外……之一片雄心、浑身绝艺无可出脱，而忽然受算命先生之所感触，因拟一试之于梁山。”可见卢俊义这个“英雄员外”正是把封建统治阶级提出的人生理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作自已的行动指南的。而且卢俊义表现得格外狂妄，他进一步要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竟地去镇压梁山义军，然后向封建统治者去“请功受赏”，以遂其“大丈夫”的“鸿鹄之志”。
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他对于农民革命自然是深恶痛绝、誓不两立的。梁山泊上许多头领，都是被俘虏的军官，他们在上山前都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将领。但卢俊义和他们还有所不同。这些军官的反动意识和他们的职业性质融合为一，不管他们自己的想法如何，他们的职业就是“搜捕”镇压农民义军。他们同梁山作对，是“奉命完成任务”。他们职业的反动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执行封建王朝的命令，与人民为敌。而卢俊义的与梁山为敌，对义军的极端藐视，却纯粹出于自觉的反动阶级本质。他不在反动政权中担任任何职务，也没有人指挥命令他这样做。促使他与梁山为敌的动力，只是他自己的地主阶级感情。所以他的反革命行为，是以单枪匹马的面目出现的，是自觉自愿的，因而态度也非常坚决、狂妄。
但是，螳臂不能挡车，卢俊义在梁山英雄既定的部署下很快就当了俘虏。被擒上山后，随即请他“为山寨之主”他一再地坚决拒绝：“宁就死亡，实难从命”，“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在一百单八将中，曾经与梁山为敌、被俘后却坚决不肯入伙的，卢俊义是唯一的一个。(在卢俊义之前，还有一人曾拒绝入伙，这就是后来坐第一把交椅的宋江。这不能不使人深思。)《传》作者在刻画卢俊义的这种性格时，是非常真实、深刻的。
卢俊义在被俘以后，不但态度十分顽固，拒绝入伙;而且对自己家族的还十分珍惜，对封建秩序更丝毫不敢背叛。尤其表现得鄙俗的，是时时刻刻不忘自己是个财主，在宋江等人面前一再夸耀：“小可身无罪累，颇有些少家私”，“非是卢某说口，金帛钱财，家中顾有”。这说明在卢俊义思想深处对自己的剥削享乐生活是恋恋不舍并且引以自豪的，对自己既得的阶级利益更是牢牢维护，一点也不肯放弃。而对于封建法制、封建政权以及自己本阶级里面的人，却表示了极大的信赖。这是他之所以坚持非回家不可的原因。
从梁山回家，路遇燕青，告诉他家庭出了变故，苦劝他不要回家。燕青本来是卢俊义最宠信的奴隶，平日是言听计从的;可是一到紧要关头，卢俊义就充分暴露出他的阶级偏见：“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厮休来放屁!”在奴隶和家族之间，卢俊义当然只相信后者。至于不相信李固竟敢霸占他的妻子和家产，倒不是对李固特别信任，而是由于“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识得!量李固有几颗头，敢做恁般勾当!”卢俊义终于自己撞进封建统治阶级布置下的天罗地网，正是由于他被阶级偏见蒙蔽了眼睛，使他不能清醒地认识现实;由于他对封建法制充满了幻想，过分相信阶级地位会对自己有所保障的结果。
尽管卢俊义在梁山泊寨中一再表示“宁死不屈”，态度十分死硬顽固;可是在梁中书留守司的堂上却表现得那样温驯、屈辱，带着一副可怜相。上堂以后，首先申诉：“小人一时愚蠢，被梁山泊吴用假做卖卦先生来家，口出讹言，煽惑良心，掇赚到梁山泊，软监了两个多月。今日幸得脱身归家，并无歹意，望恩相明镜。”等到申诉不通，就“跪在厅下，叫起屈来”。最后被梁中书严刑逼供，“打熬不过”，只好“仰天叹曰：是我命中合当横死，我今屈招了罢!”
连一句反抗的硬话都没有。就在同一回书里，作者用惊心动魄的笔触，精采地描写了拚命三郎为救卢俊义而跳酒楼、劫法场、奋不顾身、英勇果敢的行动。下层平民出身，受过革命锻炼的石秀，和卢俊义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卢俊义是单枪匹马与梁山为敌，目的只是为了向封建统治者“请功受赏”，求得个人“显扬于天下”石秀也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勢下孤身奋战，但斗争的矛头却指向封建官僚政权，而目的又是这样，为了执行梁山命令，打击敌人气焰，表现了无畏无私、舍身救人的英雄气概。
尤其是被捕之后，在同一个留守司公堂上，请看石秀是怎样对待梁中书的：
“石秀押在厅下，睁园怪眼，高声大骂：你这败坏国家、害百姓的贼!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石秀在厅前千贼万贱价骂，厅上众人都吓呆了。”
这是惊的豪言壮语，这是凛然无畏的革命气魄，梁中书慑于这种气势，不禁感到自己的猥琐渺小，在“沉吟半晌”之后，竟连刑也没有动，就把石秀收监了。对于敌人就是这样：你怕他，他就，发狠行凶;你敢于向他斗争，他反倒显得退缩了。卢俊义和石秀在公堂上的两种态度，正是两种阶级性格的明显对比。
卢俊义不但在封建官僚面前低首下心，屈打成招;就在那些的下层爪牙面前也表现得怯懦软弱，十分没有骨气。梁中书把他刺配沙门岛，押送他的公差董超、薛霸受了李固的贿赂，收拾包裹，连夜起身。卢俊义先是恳求说：“小人今日受刑，杖疮疼痛，容在明日上路。”被薛霸骂了一顿。卢俊义不死心，继续央告：“念小人负屈含冤，上下看觑则个!”又被董超骂了一顿。最后只好“忍气吞声”，乖乖地随着上路。一路上更是逆来顺受，吃尽苦头。甚至遭到董、薛谋害，被燕青救了性命以后，仍旧毫无主见，首先考虑的还是“射死这两个公人，这罪越添得重了”。如果不是燕青强调：“今日不上梁山泊时，别无去处。”卢俊义自己是不会想到走这条路的。
卢俊义不是普通人，他有“一身好武艺”，是个“棍棒天下无对”的好汉。论起他的武艺，不比差。可是把他对待公差的态度来和武松发配时的情形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具有不同阶级性格和阶级意识的人，在对待同一事件上，也是迥然不同的。卢俊义上山前这一切言行和他待人处世的表现，正是由他的阶级性格和阶级意识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