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明朝推举杨镐做主帅，是出于什么样

　　四十六年攻陷抚顺，辽东总兵张承胤，明廷决定推举杨镐作为主帅。说起这个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而关于此次会推杨镐的原因，时任的，曾向万历做过一个较为详细的表述：

　　自奴酋入犯，抚顺失守，各城堡敢战之将、精锐之兵，皆为总兵调去，同时陷没，所遗者不过守城军士耳。败报一闻，人人胆丧，即固守且不能必，敢望其列营对敌，以遏狂虏之锋乎?今塘报三日不至，道路传闻辽阳、广宁俱以被围。傥此信果真，广宁离山海只五百里耳，烽火达于近郊，门廷何能御寇?时势至此，可不为之寒心哉?……适见吏部会推兵部侍郎杨镐，即众议欲用为经略者。盖本官昔巡抚辽东，熟谙虏情，威名素著。此时起用，则辽人可恃以无恐，即丑虏闻之，亦且慑服而不敢动，收宿望以救危边，所系尤为不小。

　　不难看出，在当时以方从哲为代表的明廷高层眼中，辽东情况已是十分危急，不光抚顺失守，辽东总兵及其调动的辽东精锐之兵更是全军覆没，京城霎时间，甚至由于三天没有收到辽东的塘报，而传出辽阳、广宁都被包围的消息，所以站在他们的角度，当时朝廷的第一要务应是防止辽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并尽快稳定恐慌的辽人。因此经略的会推需达到安抚辽人以及慑服“丑虏”的作用，而“熟谙虏情，威名素著”的杨镐当然是理想人选。

　　那么什么叫“熟谙虏情，威名素著”呢?在前者一般指有军事经验且对“虏”(可具体为倭、播、奴等词)有相应了解，类似的还有什么熟知虏情、熟知边情、熟知兵事等，而后者一般表示有不错的战绩，二者都是明代推荐边方大员的常用标准。

　　而杨镐的履历是完全满足上述条件的，他在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一直担任辽海分守道，二十五年任经理朝鲜都御史，三十八年至四十年任辽东巡抚，而且杨镐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优势，他在有资格的大臣之中年资很高，而年资可以说是明代官员升迁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了。万历四十年的时候，升任蓟辽总督的薛三才就曾表示杨镐“巡抚之资亦十余年”，并推让总督之职于杨镐，而会推经略时，薛三才都已经是署理兵部的戎政尚书了。

　　不过，以杨镐的履历，在当时被推选为经略，虽然是绰绰有余，但据方从哲所言，似乎在这次会推中，只产生了杨镐一个人选，这在明代后期的会推中是比较少见的，也反映出当时可供明廷选择的人已然不多了。

　　实际上在萨尔浒战败后，这个现象便再次出现了，而这一次的会推人选则是熊廷弼。针对这个现象，时任简讨的丁绍轼还专门上疏表示“今日辽之屡败，果无人乎?……今则所倚靠者止有熊廷弼一人而已矣。嗟乎，廷弼诚可恃也，而堂堂天朝岂祗靠一人之力乎?”

　　此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在此就不赘述了。更令人惊讶的是丁绍轼还提到抚顺战败后选用的辽东巡按庭居然是“初试者”(这个理论上是不符合明代规定的)，直指此举对“危辽”十分不负责任。

　　不过，当时明廷的情况只怕真可用“无人”来形容了，据时任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所言，“此时朝中见在之人，内阁止一人，尚书止四人，侍郎止四人，科臣止七人，台臣领差在京者亦止十人，总之则不满三十人也”，此事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有表述。缺员严重的明廷也确实很难对这种紧急的任用做到。

　　就如杨镐的推选，我们先把能进入候选名单的人拉出来看看，能做到熟知虏情，那当然得是辽东巡抚，近十年辽东巡抚的任职有：赵楫、张悌、李炳、杨镐、张涛、郭光复、李维翰七人。

　　其中张悌未赴任，郭光复死于任上不用考虑;赵楫是因为著名的宽奠六堡事件被罢，李炳因为长定堡失事被罢，李维翰正是抚顺失陷待罪人，都不可能;张涛任内发生了努尔哈赤质子事件，这个事后来被认为是严重的战略误判，再加上本人年纪也大了，在四十六年年底就死了，也不可能。所以这么一排下来，最有可能产生经略的历任辽东巡抚，不就只剩一个杨镐了吗。

　　而且不光是这样，由于压力大、任务重、挨骂多等原因，当时有不少的官员并不愿意任职。就在抚顺失陷的两个月前，还刚发生了兵部侍郎辞职不被允许，直接跑路了的情况。而当时被任命为已有一年半的黄嘉善，甚至还在家里待着，就是不去上任，直到抚顺失陷，辽东危急之后才动身。

　　总而言之，明廷任用杨镐为经略的决定，在当时来看既是合情合理，也是无奈之举，他们也很难找到一个比杨镐更合适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