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养廉银到底是什么样的 养廉银真的能够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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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廉银，为清朝特有的官员之薪给制度。创建自1723年的该薪给制度，本意是想藉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并避免贪污情事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负，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养廉银则达一万两。而台湾总兵年俸67两，军事加给144两，而养廉银则为1500两。
养廉银为中国清朝特有的官员之俸禄制度。创建自元年(1723年)的该薪给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并避免贪污情事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后，清政府将所有税收(包括酒醋税等地方税)改归朝廷所有，致使地方财政困难，看似高薪养廉，实际上将地方行政费用归于地方首长所有，导致清朝地方贪腐情况为史上之最。
清初文官的俸禄标准是依据万历《大明全典》制定的低薪制，知县"每月支俸3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实际上《大明会典》载正七品:岁该俸九十石。内本色俸、五十四石。折色俸、三十六石。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银俸三十五石。折绢俸七石。共该银二十六两九钱五分。折色俸内、折布俸一十八石。该银五钱四分。折钞俸一十八石。该本色钞三百六十贯;合计一年约领大米1,105公斤、27两五钱白银及宝钞360贯，足够12口人一年的开销，再加上所有的外、诰命夫人有自己的年俸，并不包含在官员支俸中，地方官府的行政、人事、伙食开销也不需要地方官员负责，再加上七品优免田赋80亩，免丁徭8人，又再加上稍为大一点官多半有兼俸(比如领、太子少傅、少保三俸，领、左都御史、新建伯三俸，亦有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二俸，加上外命妇的俸给，各边镇守各官尚有1~20顷的养廉田，这些都不需要"孝敬"京官，也不需要被被或巧立名目讹诈)，明代官员真实的薪俸比目前所认知的要来的高;所以清初延续的并不是明代的薪俸制度，而是关外那套类分赃制的封建制度，且很多官员在雍正前根本无薪水可领，又白银购买力越来越低，所以必须从百姓身上剥削)。 因此在末年几乎是无官不贪，甚至康熙本人也不完全反对官员贪污。雍正元年(1723年)特设养廉银，"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 "知大臣禄薄不足用，固定中外养廉银两，岁时赏上方珍物无算"。 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负， 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
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清全典事例》记载:总督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银，养廉银则达10,000两银。而台湾总兵年俸67两银，军事加给144两银，而养廉银则为1,500两银，"都司全年俸薪、马干、养廉银四百四十九两，千总俸薪、马干、养廉银一百九十二两，外委养廉银三十六两，增设各兵加饷银九百五十二两耳，凡共需银四千六百余两。"。
养廉银并没有完全解决官员的生计问题，一般的京官并未有足够的银钱收入，所依赖的是地方官的冰敬与炭敬，李慈铭在日记中称:"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 担任检讨后，家书提到:"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
另一方面养廉银又助养官员的豪奢，张集馨从道员升任按察使后进京觐见的花费是:"别敬，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清朝文献通考》批评:"入愈丰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这是因为"廪入既厚，纵侈随之，酬应则踵事增华，服用则豪奢逾度。"再加上晚清财政困难，俸银、养廉银常常停支，官员"借口于养廉不足，肆行侵渔"。
虽然养廉银改善了官员的生活，使得清初的吏治有所改善。但是，贪婪是由心而生的，专治官僚制度也不会因养廉银而从根本上改变官员的腐败。
有时候，皇帝还利用养廉银制度，惩罚犯错的官员。
养廉银的发放并不能必然带来官员的廉洁，只有厚禄而没有相应的执行监管制度，“廉洁奉公”只能是一句空话。清朝的养廉银制度，只有依附帝王的统治意志才能发挥功效，在雍正帝的严格执行和监管下是的。但从后期开始，由于制度的松弛以及经费的紧张，养廉银名不符实，最终只能伴随着清朝的衰弱而功能弱化。
这就给人一个印象，个别养廉银拿得最多的大官，往往更是贪得无厌。乾、嘉以后，卖官鬻爵、贪污受贿现象变本加厉，日益严重，终至不可收拾之势。
雍正当年希望通过养廉银制度的推行，培养官员们廉洁作风的初衷成为泡影，彻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