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上位之后 雍正为什么要加强个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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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即位不久，便对康熙皇帝扶持书院发展的政策加以重要修改。雍正元年，他下令“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在此同时，他还采纳礼部侍郎蒋廷锡建议，“敕督抚令所属州县乡堡立社学，择生员学优行端者充社师，量给禀。"根据这一规定，“各州县于大乡区镇各置社学，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学文者，令人学肆业。"由于朝廷的兴学重点重新转向社学、义学，因而，对于各地书院则严加限制。而后，雍正四年，江西巡抚裴律度呈请朝廷为江西星子县白鹿洞书院选任掌教，又遭到了他的严词批驳：“裴律度奏请拣选一人为白鹿洞书院掌教，部议不准行，甚是。

　　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才为念。但期实有益于学校，不肯虚张课士之美名。盖欲使士习，文风振起，倒不如恢复清初以来朝廷提倡兴办的社学、义学，易于控制。这样，在他的强力压制下，全国各地尤其是历来书院数量颇多的上下兩江、浙江、湖广以及距离统治中心极近的晋冀鲁豫各省书院发展骤然冷落下来。据统计，从雍正元年至雍正十年，全国新建书院91所，修复和重建前代书院13所，总计104所。按年平均，已经大大低于康熙时期的平均发展速度。如果考虑到其中三分之一都是福建、广东、云南三省所建，那么，十年之中，新建和修复前代书院只有67所，仅仅相当于康熙时期全国书院平均增长速度的一半。

　　受此影响，各地不少书院也都见风转舵，改为义学、社学，兼之以清初以来相当一批书院先后荒废，一时之间，全国书院总数较之康熙末年明显降低，的书院政策使得全国书院发展经历了曲折，进入了低潮。雍正前期，雍正皇帝虽对书院发展予以严厉限制，但是并未搞一刀切。就在全国多数地区书院趋于冷落之时，福建、广东和云贵等地的书院却因各种原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雍正六年八月，雍正皇帝以闽、粤籍官员乡音太重，任职外省，处理公务，需经胥吏代传，易滋弊端而下令兩省士人改变乡音并规定，举监生童应在八年内学会官话，方能参加考试。

　　为此，他下令，“闽广正乡音郡县各设书院教习。"据此，雍正七八年间，福建地方督抚从浙江、江西兩省选聘教职人员进驻包括台湾在内的福建各地，普遍建立正音书院。至皇帝即位时，已达八九十所。这一活动，就当时形势分析，有利于一统的推行;从历史发展眼光看来，也有利于各地思想文化的交流。但是因为选派师资时考虑不周，各省进驻福建教职人员“虽谙官音，不晓士语，师弟问答，彼此扦格"无法开展工作。

　　兼之以是靠朝廷强令推行，经办官吏办事疲玩，因而办理数年，并无成效。即位后，不得不从福建巡抚王士任之清，将各省派赴福建之正音教职人员全数发回而改从本省教职中“慎选熟晓官话者，专司正音教职。"这一活动虽然失败，但是受此影响，雍正中福建书院却得到发展。据统计，终雍正间，除新建89所正音书院外191，福建还新建书院13所，修复和重建前代书院2所，和康熙朝福建书院增长速度大致持平而高于其他各省。

　　可见，这一时期，广东书院的发展也是受了雍正皇帝下令教习正音的影响。清初以来，不少府州县官吏为了显示政绩，纷纷建立书院，其中一些书院还以自己命名。因其目的是在沽名钓誉，故而对于置办院产，聘请师资，招收生徒等重要问题概不留意，以致不少书院都徒具形式，膏火不继。就此而言，雍正皇帝对书院加以限制和禁革，有其合理之处。

　　但是，自中叶以来，府州县各级官学已经不具备教学职能，社学、义学虽经朝廷一再提倡，也因各级官员视同具文，不是拖延不予办理，就是在执行中严重走样，沦为乡约，不伦不类，各地书院几乎成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的不可替代的主要机构，并且也和广大士民求学出仕血肉相连，因而就在雍正皇帝对各地书院严加限制之时，各地书院仍在不断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