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汗李世民是怎样一步一步开创的贞观之治？

　　是怎样一步一步开创的?他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下面双元制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隋末，天下大乱。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的，负责镇压今山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和防备，李渊的次子李世民随父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力量日益壮大。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将亡，乃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晋阳起兵，接着南攻霍邑(今山西霍县)，西渡黄河，攻取长安(今陕西西安)。

　　攻克长安后，李渊立孙代王为帝，改元义宁，是为恭帝。恭帝进封李渊为唐王，以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李元吉为公。义宁二年(618年)李世民徙封公。三月，隋炀帝被杀。五月，李渊即位，国号唐，建元武德，是为。李渊以李世民为尚书令。

　　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军功甚多。他首先打败了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的薛举，迫使举子薛仁杲降唐;接着又打退了倚仗突厥势力南攻河东的周、宋金刚;武德四年(621年)又打败，消灭夏政权;同时迫使盘踞洛阳的出降，郑随之灭亡，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业超过李建成和李元吉，但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太子李建成亦知李世民终不肯为人下，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以李建成、李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渊退位，自己称帝，是为唐太宗。次年(627年)改元贞观。

　　唐太宗即位后，居安思危，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四年(630年)3月，唐将、李绩大败突厥，俘其，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其余投降唐朝的尚有十多万人。

　　如何处理这十多万突厥降众，唐太宗召集朝臣商议。大多数朝臣认为：北方的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严重边患，今天有幸将其灭亡，应该将他们全部迁到黄河以南的内地居住，打乱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和结构，分散杂居在各个州县，引导他们耕种纺织。

　　这样，就可以使原来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变成易于制服的内地居民，使塞北之地永远空虚。亦有人提出，少数民族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向来如此。应该将他们驱赶到莽莽草原之上，不可留居内地，以绝心腹之患。只有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将突厥降众迁居到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居住，保全他们的原有部落，顺从他们的生活习俗，这样既可以充实空虚之地，又可以加强北边的边防力量。最后，还针锋相对地指出：“天子对万事万物，应该像天覆地载一样，无有遗漏。

　　今天突厥在穷困潦倒之时归降于我，能将他们拒之于外而不予接受吗?”唐太宗很赞成温彦博的建议，并补充说：“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只有我对他们都是爱之如一的!”于是，他便在河套地区设立了定襄和云中两个都督府，统领突厥降众。

　　对于愿意归附的各级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的少数民族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朝臣的一半左右，相继迁入长安居住的有将近万家。唐太宗的这个政策，很快便得到了周边很多民族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纷纷将唐太宗尊为“天可汗”(意思为“像天一样伟大的领袖”)，。

　　李世民的宗室，几代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为鲜卑人，皇后的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后来的就是所生。由于这一缘故，加上李世民的伟大胸襟，唐初并不过分歧视少数民族。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平定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曲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

　　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唐太宗在(西藏的祖先)赞普(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室之女嫁给他，并派、江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他看到中国的华丽服装和壮观的仪仗，十分羡慕。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唐太宗最初立长子为太子，后来又爱重第四子魏王，李承乾由此产生了夺嗣之惧，企图发动政变刺杀李泰，没有成功，被废为庶人。唐太宗为防止身后发生兄弟仇杀的悲剧，贬魏王李泰，改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以后的唐高宗。

　　贞观十九年(645年)2月，唐太宗以高丽执政泉盖弒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

　　太宗在位期间，除政治、军事方面有卓越成就外，在社会、文教方面都有更张。在社会方面，太宗鉴于士族仍然垄断高官之途，为了平抑门第，为国家提供更多人才，太宗一方面命选《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另一方面，承袭隋代的制度，以延揽人才。

　　为了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太宗建立了以为首的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的律学和书学，增建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又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都遣子弟来长安学习。

　　同时，太宗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在运往长安途中都沉没于黄河，剩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其中就藏书二十多万卷;太宗又认为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纭，于是命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史学方面，太宗立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谆谆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极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太宗还在著《帝范》一书，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令、褚遂良在其身后辅佐李治。李世民去世后，葬于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