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状元康海简介：曾以诗文而名列“前七子
(1368年―1644年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建立。初期建都南京，时期迁都北京。传十六帝，共计276年。明朝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多民族国家也进一步统一和巩固。明初废丞相、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同时也为中后期宦官专政埋下伏笔。明朝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么下面双元制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康海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康海(1475--1540)中国文学家。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任修撰。武宗时宦官败，因名列瑾党而免官。以诗文名列“前七子”之一。所著有诗文集《对山集》、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等。
简介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西安府武功县人(今陕西省武功县武功镇浒西庄人)。生于成化十一年(1475)六月二十日，死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十二月十四日，享年66岁。
康海自幼机敏，童年事邑人冯寅为蒙师，习小学，“凡洒扫应对之属”，冯出仕后，又入关中理学名家习毛诗。成化二十二年，其父康镛从平阳知府任上归田，尝为之讲授古今贤圣掌故，期其效法。父退，海嬉戏如忘，父怒欲捶楚，问所授，海从容复述无可责。
生平
孝宗弘治七年(1494)入县学，时提学副使杨一清督学陕西，见海文，盛赞其才，言必中状元。24岁与三原马理同举于乡，次年赴京会试落榜。弘治十五年(1502)，海28岁复参与会试，顺利通过殿试对策称旨。遂登第一，大魁天下。康海在殿试对策中，仗义执言，力陈改善吏制，裁汰庸官，重用才智之士，兴利除弊，升为翰林院修撰兼经筵讲官，曾参与修宪宗、孝宗两朝实录。武宗正德三年(1508)李梦阳入狱，为救文友，海往见同乡刘瑾，通宵畅饮，不日梦阳获释。八月，海奔母丧，途经顺德遇盗。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事发，被脔割3357刀，凌迟处死。海以同乡受其株连，被削职为民。梦阳不曾进一言以救。遂以文为身累，倦于修辞。乃曰：“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蹈泉石间矣!”曾有人劝他向朝廷申辩其冤，以图起复，海断然拒绝。
从此放形物外，寄情山水，广蓄优伶，制乐府、谐声容，自操琵琶创家乐班子，人称“康家班社”。与户县王九思共创“康王腔”，扶植周至张于朋、王兰卿组建张家班。曾广集千名艺人，参与秋神极赛活动。自己因谴责李梦阳写成的杂剧《中山狼》和《王兰卿服信明忠烈》杂剧，被之管弦，自此俳优。在康家班基础上组建的张家班，又名华庆班，在历史上活动长达500年之久。为重振北曲，为秦腔艺术的发展，建树了不朽的功勋。海放歌泉林30余年，初衷不改。殁时。除诗文集外康，还著有散曲集《沜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杂著《纳凉余兴》、《春游余录》等，尤以《武功县志》最为有名。评者认为康海编纂的《武功县志》体例严谨，源出《汉书》，“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后世编纂地方志，多以此志作为楷模。因为文学理念相近，加上同时尊崇复古文风，与李梦阳、何景明、、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王九思等号称“十才子”，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才子”，亦即文学史上的明代“前七子”。
反诬陷害
康海不仅以他创作的诗文以及杂剧而闻名，成为明朝中期七才子的核心，而且在官场刚正不阿，藐视权贵，颇具秦人风范。康海和李梦阳、何景明等七才子一起，触权贵，骂奸党，指责时弊，弹劾刘谨。正德元年(1506)，刘瑾专擅国政，刘瑾是兴平县人，以其与康海为同乡，又风闻康海的才名，企图拉拢康海作为同党，康海一直不肯去见刘瑾。恰巧李梦阳因为代尚书韩文草拟弹劾刘瑾的奏章，事情暴露后，刘瑾加给李梦阳其他罪名，将其逮捕人狱，准备处死。李梦阳从狱中给康海递了一张纸条，上写“对山救我”四字。“对山”为康海的别号。康海，虽然一直不肯登刘瑾之门，但为了朋友，只得硬着头皮去拜谒刘瑾。刘瑾听说康海登门求见，高兴万分，急忙跑出去迎接，下榻时十分匆忙，连鞋也没有穿正，倒足汲着鞋跑出门迎接，并将康海奉为上宾。康海在刘瑾面前，多方为李梦阳辩解，刘瑾一心想拉拢康海，遂看在康海面上，第二天便释放了李梦阳。过了一年，即正德五年(1510)，刘瑾因谋反罪被朝廷处死，朝廷清查刘瑾一案，康海因与刘瑾有过来往，遂被列为同党，削职为民。正在这个时候，已经官复原职的李梦阳，不但不为曾救自己一命的朋友两肋插刀，反过头来，诬陷嫉害。 康海回家之后，“以文为身累，遂倦于修辞”。他认为“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蹈于泉石间已矣，何以小技为哉!”他与朋友、同乡王九思遭遇相似，志趣相投，于是经常在其家乡沜东及王九思的家乡鄠县(今户县)一带，携带歌姬舞女畅饮，创作乐曲歌辞，自比为乐舞谐戏的艺人，以寄托其忧郁苦闷的心情。
自创
同时渼陂(王九思号)亦第一，两人失志遭迁谪，绝调康王并盛名，昆仑摩挲无颜色!”一次，康海在扬州焦山弹奏琵琶后，倾倒观者，后人遂将焦山易名“康山”，以示纪念。康海被革职后，在家闲居了整整30年，遗命以山人巾服成殓。检其遗资“借金百余”，而大小鼓却存有300多副。